感谢国家,让我喝上了凉白开


(亚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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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国民喝开水,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为数不多的共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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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妮塞虽然不会说中文, 但 re shui(热水)这两个字却说得惊人的标准。

“和其他游客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中国游客经常会叫你倒杯 re shui,而且很少有人点酒喝。”阿联酋航空的空乘艾妮塞说道。

就像餐叉总是有四个齿、最常见的胶带总是透明的,越洋客机上,所有善解人意的艾妮塞都深谙一个事实:热开水是中国人灵魂深处“怎么也戒不掉的多巴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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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3日,于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上,工作人员正为与会人员倒开水。

011年11月1日,山东滨州,小学生们在接35℃的温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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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6月,随着非典疫情的逐步好转,大批四川民工又纷纷背着行李回流城市。期间,旅客太多给供水带来不便,休班的乘务员,便利用休息时间在站台上为旅客送开水。

2013年4月21日,四川雅安地震第二天,一家人在临时居所向所有人免费提供开水。

在全国各地的火车和高铁上,白开水是供应标配;

在高层政府会议上,瓶装水可能只是个点缀,但是茶缸子则是实实在在喝热水用的;

会议上,工作人员会提着热水瓶四处巡视,以确保每个人的杯子里都装满热水,不间断的开水供应,似乎是每一个机构的“软实力”;

回顾2017年全球保温杯的销量,最大的市场依然是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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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端着保温杯的黑豹乐队鼓手赵明义”引爆社交媒体的热点:用保温杯的Rocker还能算Rocker吗?尽管保温杯一举成为中年危机的代名词,但随后,粉丝们举着同款保温杯支持偶像的举动,更像一场线下狂欢。

然而,藏在“多喝热水”、“中年危机保温杯”等流行文本背后,是一个更为隐秘而残酷的事实:

对于最早一批喝上凉白开的中国人而言,热水并不意味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衰老,就在不远的过去,这是一件“被贫穷限制了想象”的事情。

就如作家谌旭彬所言:“无论城乡、无论贫富,多数中国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喝上热水——是在90年代中期——距今不过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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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14日,暴雨过后,为了去开水房打水,学生们动用了人力三轮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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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师范大学的开水房前,保温瓶上写着“内有炸弹勿动”的防盗标记。

喝生水是中国民间的底色

在过去那些霍乱和传染病横飞的年代,能够有效消毒的办法恐怕只有加热。

但并非每个人都负担得起煮水的柴火。

明代天启年间,大臣杨涟因弹劾宦官魏忠贤而遭到迫害。在屡屡历经拷打后,狱中的杨涟深知“珰意不可回”,难过之余,他作出了这样的决定:“每晨起多饮凉水,以求速死。”

杨涟寻死的逻辑,是基于中医 “温阳”的思想。根据这一思想,喝冷水是不健康的。而与之相反,煎滚过的“热汤”才是上层士大夫钟爱的养生、宴客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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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撵茶图》,描画的是彼时爱喝热水、戒饮凉水的宫廷贵族。即使是冰饮,也只有高级官员和社会精英才能享用——皇室设有一个特别的公务员队伍,专门在冬季采冰。

然而,喝得起热水的上层贵族毕竟是少数,基层群众才是饮水问题的底色。

农业社会,燃料宝贵。那年头,煮沸一锅水比做饭更费燃料,为了喝一口热水而支起炉灶,对于民间人士来说不甚经济。

因此,在广大平民阶层,热水这种奢侈品,总是留给那些最需要热水的孕妇、老人和病患。而普通人家一年四季只喝生水,在早期的《申报》中,就常常可以见到利用明矾清洁生水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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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近现代,农户仍保有一个习惯:家里来客也不烧水,而是让孩子拿上一把小茶壶去水铺买开水。当时村里一般有几户专卖开水的水铺,对于只有偶尔情况下才消费开水的村民来说,一次花费一两分钱去买,是最经济的办法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期。

1862年,上海爆发了霍乱疫情。据医生王士雄的观察,“时疫流行,朝发夕死”,上海居民“死者日以三千计”。其中许多人,是太平天国内乱时期逃到上海租界的流民。

随后,疫情北上,传到京津地区。有人提出,疫情没有发展到中国南方,是因为南方人热水喝得比北方勤。

很快,“喝热水防霍乱”的传闻,以不亚于霍乱传播的速度在全国流传。“喝热水”已经不再是有益健康这么简单,而是一道生死攸关的命题。尽管后见之明已证实,霍乱北上的真正原因,是往返于京沪的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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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年间,汤姆逊为总理衙门满大臣拍摄的合影。照片中,大臣们倚着茶几品热茶。

第一批“非热水不饮”的种子用户出现

进入民国,中国的社会文化逐渐受到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影响,细菌学说传入,“喝热水”获得科学支持。

政府与知识界,于是开始有意识地劝导居民不要饮用“未经煮沸的凉水”,并断断续续向民间推广喝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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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临时搭建又拥挤不堪的流民棚户区,垃圾、粪便污染饮用水源的事情时有发生,一半以上的死亡人口,是由于不讲卫生而冤死的。

及至20世纪30年代,喝热水已经上升为一个社会议题。

彼时,中国正面临日本的威胁,蒋介石视察前线后,发现很多地方的民众衣衫褴褛、形容颓废。

“为了对抗敌人的威胁,就需要模仿敌人”——这是蒋介石的想法。

1934年2月,正在南昌忙于“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生活运动”,要求全国群众“从此能真正做一个现代的国民,不再有一点野蛮的落伍的生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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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讲词则更直白:“我们和日本人不必在枪林弹雨之下冲锋陷阵,就只将日常生活比一比,就可以晓得高低强弱。”

1935年,政府对个人卫生做出了更多详尽的规定,包括“不要随地吐痰”、“脸要洗干净”。以及一些行为习惯的规定,如“不要在葬礼上发笑”,“买火车票要排队”等。

与此同时,“水不沸不喝”成为新生活运动中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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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活周刊”, 1934年,第一卷。图左表现的是新生活运动中鼓励人们喝开水。

1936年,在新生活运动的带动下,在门市卖热水的“熟水店”,逐渐成为城市一业。

光是上海地区,“熟水店”的数量就从民国初年的159家飙升至2000多家。烟气氤氲的老虎灶遍设弄口巷尾,早晚“泡开水”成为弄堂里一家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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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水店(沪地俗称老虎灶),是中国城镇一种专贩熟水的微型店业。在煤气炉和电炉还未普及之前,解决了底层民众喝热水和节省燃料的双重需求。

1930年代,上海市政府社会局一份关于上海工人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显示,自从上海四大公司有热水瓶供应后,一些商店和单身汉为减少麻烦,都不再自己生风炉,而是抱着热水瓶到熟水店泡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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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进口热水瓶进入上海,价格昂贵非一般平民所能享有。30年代中叶,国产热水瓶兴起,售价下降,最低廉时每只仅售一元。图为1986年,刚刚上市的向阳牌气压式热水瓶,引发上海市民疯抢。

在“老上海”的描述中,“老虎灶”的掌柜一般是中年的夫妻档。除了供应热水之外,熟水店也兼带卖茶。

彼时光顾熟水店的茶客,多为上海滩的人力车夫、码头工人、拉塌车者和走街串巷的小贩,也有小瘪三和咸肉庄的低级妓女。

“在十里洋场,他们往往是被人遗忘的角色,到茶馆来,亦根本喝不起碧螺春、龙井、毛峰等高档名茶。”熟水店对于他们,与其说是饮食之所,不如说是一种苦中作乐的社交之地。

“这里有点像欧洲的咖啡店,顾客都是周围的邻居。”美国学者卢汉超说。上海的冬天寒风刺骨,人们喜欢蜂拥到熟水店排队买水。到了夏天,人们又带着自家的椅子,在熟水店门口闲坐聊天。

带着热水瓶社交,是上海弄堂生活里最常见的情景。

1984年,弄堂老虎灶旁,打开水的人。

这场运动,让中国人真正“爱上白开水”

虽然这场新生活运动前后持续了15年之久,但99%的进度条都是在城市推进的,在农村地区,只实行了一点点启蒙教育。

在更广阔的农村地区,也有类似“熟水店”一类的开水铺子的存在,但迫于经济压力,普通民众依旧拿生水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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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云南建水保留下来的开水铺。

对于这场旷日持久的新生活运动,日本中央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深町英夫指出:“这在其他国家是没有的,至少不会像中国这样……(这)可能是一种中国特色。”

而让深町英夫没有料到的是,建国后,另一场热水推广运动又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正是在这一次的热水革命中,寻常百姓得以了解“白开水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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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的延安,用搪瓷缸子喝开水已经成为红军的日常。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手边也都放着一个装着热水的搪瓷缸子。

为了完成国民党未竟的KPI,早在1937年到1945年之间,毛泽东就在红军中大力提倡喝热水。喝不到开水的战士,可以向上打报告;喝生水的,则要被口头批评。

“1952年1月28日,那天上午无风,有浓雾,气温零度以下。我们发现敌人于朝鲜北部使用细菌武器。”抗美援朝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反细菌战工作总结》中如此记载到。

为了应对美军突如其来的细菌战,从这一年起,全国性的爱国卫生运动,便在“打死一只苍蝇就是消灭一个美国鬼子”的口号下展开

这一次,喝开水要从娃娃抓起:“应该给孩子喝开水,保证每天喝三次,养成喝热开水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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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喝开水”海报。下面一行小字为:“喝开水要用自己的茶杯”。

“我记得小时候,政府经常鼓励我们喝白开水。”68岁的退休职工李振辉说:“当时,每个单位跟社区都有开水房,每天一大早,卫生员会挨家挨户地送热水。他们还会经常说,喝热水不仅对身体好,而且很卫生。”

持续十年的爱国卫生运动,厉行饮水消毒和改善卫生环境的做法,以杜绝传染途径。

一时间,“喝开水”的小广告遍布大街小巷,工厂车间、部队机关、学校和居民大院纷纷设立开水房,火车上也经常免费供应开水。

免费的开水供应正是源于那个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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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20日,旅客正在西安火车站广场免费流动送水车前打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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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学开水房。时至今日,中国很多地方免费供应热水的开水房,仍是让外国人好奇的一个所在。

而在农村,免费的开水供应只是在1958年开始的“人民公社大食堂”期间昙花一现。

公共食堂失败后,因大炼钢铁而导致燃料紧缺的村民,又恢复到“屁股上挂个瓢,咕咚咕咚灌生水”的节奏。

1964年,溧阳县横涧公社利用山区资源编热水瓶壳,供应城乡市场。

尽管如此,在这场运动中,保温瓶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在一次下乡走访中,调研人员惊讶地发现,山东和河北的好几个农业社,暖水瓶保有量都超过了手电筒。

要知道,在1962年,国内还没有工厂能生产出它的内胆之前,保温瓶是年轻人结婚时除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三大件”之外最好的彩礼。

它在民间的保有量,也一度是基层干部用来凸显政绩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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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南京市某工厂表彰先进代表时,获得先进称号的职工抱着保温瓶合影。当时,保温瓶是“比搪瓷缸子更高级”的奖品,甚至还被当作国礼赠送给外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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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末,北京西路的玻璃器皿门市部前,市民得排队购买保温瓶。

及至80年代,农村地区开始加大马力兴建自来水和推广省柴灶。1985年,第一个强制执行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应运而生。

九十年代中期,当“大哥大”已风靡全国时,国人随心所欲喝热水的夙愿才基本得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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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在12月参观过中国的工厂,热水瓶已经根植于他们的日常生活。”

Charlie Melvoin,一位经常到访中国的美国企业家说:“确凿无疑的证据是,工厂除了提供储物柜,还专门给几百号工人提供放热水瓶的架子。”

进入21世纪,国人依旧保留了喝开水的惯性。2017年12月16日,四川成都的彭镇老茶馆仍在营业。

2012年5月9日,武汉,打开水的女孩。

而Charlie Melvoin没有察觉的是,为数众多的企业在改制的大潮中,已悄然把开水房隐去了。

随着时代变更,曾经风光一时的熟水店,也被更先进的电热水壶和饮水机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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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16日,北大最后一个开水房宣告闭门谢客。粗算一下,自上世纪建成以来,估计有六位数的北大人喝过这里的水。

如今,有的城市家庭里甚至连一只保温瓶也没有,即使有,也早就束之高阁。

唯有个别企事业单位、大学、医院里,保温瓶还占有一席之地。

在“喝热水”成为一个笑话之前,向人们无声地讲述着还未远去的故事。

2014年3月15日,晴。陕师大雁塔校区,两位老人牵手走过学校的开水房。

参考资料

[1]《为什么中国人特别喜欢喝热水》,谌旭彬

[2]《中国老男人为什么喜欢保温杯?》,大象公会,兔透射

[3]《中国最受欢迎的饮品》,妮科尔刘

[4]《中国既已富强,还需要国民素质和身体教养吗?| 专访深町英夫》,界面文化,张之琪

[5]《其实,中国人喜欢喝热水是跟西方学的》, 李睿宸,中华文化溯源

[6]《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卢汉超

[7]《上海百年老虎灶寻踪》,蓝翔

[8]《反细菌战调查与建国初期爱国卫生运动的肇始》,李洪河

[9]Are China’s Days of Hot Drinking Water Over?,VITTORIA TRAVERSO

[10]The History Behind China’s Obsession With Hot Water,Zhang Guowei


供图 / 版权图库

综合 / 赵昕萌

编辑 / 简晓君

来源:网易人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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