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一千里外寻找抛下我们的母亲


(亚门) #1

母亲离开得悄无声息,也没带什么行李,联系方式通通换了,那么大一个人,一眨眼却了无痕踪。

2002年的夏天,在小县城的火车站,父亲指着零售铺里五花八门的小吃零嘴对我说:“随便选些你喜欢的吧,等会在车上可没晚饭吃的。”我懵懵懂懂应了,又兴奋又忐忑,来回掂量才捏着两包便宜的豆干蹭到柜台前。

那年我七岁,身高将将在免票线边缘试探,为了省钱,父亲只买了一张硬座票,我们挤在一个狭小的位置上熬过十八个小时。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坐火车,虽然拥挤不堪,人声喧哗,还有各种食物香水和汗臭味混杂成的奇异味道,但对新事物的好奇暂且压过了环境的恶劣和我心底的焦虑不安。

那焦虑不安来源于此次出行的目的——寻母。

两个多月前,母亲一声不响离开了家,离开了我和父亲。可说是寻母,我并不知道父亲要到哪里去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寻到。父亲只是一言不发,镇定自若抚摸着我的头。

隔着小桌板,我们对面坐着两个穿着打扮时髦的大姐姐。她们往桌上摆了各种各样的食物,有我熟悉的也有我从未见过的,散发着诱人的味道。相比之下,我嘴里的豆干瞬间变得如同嚼蜡。

也许是我的眼神太过直勾,其中一个姐姐忽然笑着递给我一个热面包——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叫“汉堡”,说送给我吃。得到父亲的许可后,我小声说“谢谢”,双手如获至宝一般接过。没过多久,她们吃完饭后就离开了,说是要去卧铺那边休息。

往后的很多年,回忆起这个场景,我都不禁会想,那时在她们的眼里,父亲和我该是什么样子呢。

我的母亲在家中排行老二,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那时家里条件不好,夹在中间的,总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那个。可能正是因为这不尴不尬的位置,才激起了她年轻时的叛逆。

那样的母亲算是家里的“异类”,她热情勇敢,独立果断,向往外面自由宽广的世界,有一颗躁动不安的心,却偏偏生在不知名的小县城里,受各种陈规旧俗所束缚。

适逢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得正猛,学历止步于高中的母亲便顺势开起了服装店。花花绿绿的新式衣服映衬着青春洋溢的少女,在总是蒙着一层灰的小县城里算是令人心驰神往的画面,谁都愿意去瞧一瞧看一看。

母亲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邂逅了她的初恋。

可这段自主的恋情最终没能得到双方家长的支持,没等到开花结实就被外力蛮横地扼杀在土壤中。初恋未果和孤立无援给母亲的心底种下了恨的引子,同时悄无声息地张开一层薄膜,横亘在她和家人之间。

后来经由亲戚介绍,母亲认识了父亲,两人磨合一段时间,迅速走到了结婚生子的阶段。

父亲是大家眼里的老好人,没脾气,不沾烟酒,模样过得去,有一份收入不高但稳定的工作,最重要的是——他对母亲死心塌地。

刚开始他们应该也是有过幸福的。我出生时正值盛夏,父亲便借了辆板车,吭哧吭哧拉着半车的西瓜去医院接母亲,因怀孕必须忌嘴的母亲总算吃上馋了一个夏天的西瓜。

父亲最爱对我念叨,我两三岁时,他和母亲一起带我看灯会,我骑在他脖子上趁他不注意尿了他满肩。父亲说这话时总是笑着,满眼的眷念几乎要化作一汪水溢出眼眶。

母亲大概也是记得父亲的好的,偶尔听到这些过往琐事时也会笑得温柔。可是后来有些事情便逐渐开始扭曲错位。

随着我的出生,家里的开销越来越大,原本对于两个人绰绰有余的收入开始有些拮据。父亲那点固定工资甚至还没有母亲的服装店挣得多,关键是他本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毫无改变的动向。母亲觉得父亲没出息,注定一生陷在小县城里,可她自己却是不甘止步于此。

父亲原本想闯出点名堂,可就是缺了些胆识和运气,只好安于工厂,最大的爱好就是定期买两张彩票,做做中五百万一夜暴富的美梦。他每期必买一注数字,是我生日的彩票,期待能有某种命定奇迹,然而奇迹一直没有降临,他也不气馁,仍是笑呵呵把那串数字当成信念一般坚持买。

另一边,母亲的两个姐妹却都嫁到了条件不错的人家。原本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三个人突然一下子被拉开,起初最为领先的母亲此刻却掉到了最后,且落差越来越大。一向好强的母亲开始焦躁不安,对于这样知足常乐的父亲,也自然是越发看不上眼。

他们开始争吵,这些争吵贯穿了我所能追溯到的整个童年时期。

确切的说,应该是母亲单方面发脾气,老实巴交的父亲总是赔着笑脸,也不管到底是不是他的错,只能一边忍气吞声,一边安抚母亲那敏感易怒的神经。看到这样“死皮赖脸”的父亲,母亲只会更加气不打一处来。

他们吵得最厉害的一次,母亲冲动之下提着菜刀,用刀背就往父亲屁股上招呼。即使这样,父亲也只是无奈地躲闪窜逃,别说还手,就连嘴上也是没有一句怨言。而那时边上的我也看不清,只觉得惶恐无比,往地上一坐就是嚎啕大哭,以此希望他们能停下来。

即使这个时候他们的婚姻已然开始破裂,父亲仍对母亲存有幻想,希望有朝一日能感动她,挽回她。

为了修补日渐破裂的感情,父亲独自去了外地打工。

父亲在工作上向来是个好手,为人又正直,吃苦耐劳,为此他的老东家还挽留过一阵。

那时母亲已经关了服装店,改去她姐夫新开的工厂里帮忙。相应的,即将上小学的我开始借宿在母亲姐姐——也就是大姨妈家,由外公外婆负责照料,只有周末或者节假日时才会被母亲接回去稍作团聚。

也许是距离产生美,也许是父亲上交的收入变多,那段时间他们的关系有所缓和,偶尔一通电话也都是心平气和甚至温言软语。

母亲还亲自带我去看望过父亲一次。

我们到达的时候,父亲还在上工,身为技工的他竟和另外几个身材健硕的工人一起搬运装车的木材。后来我才知道,父亲为了多挣点钱,除了本职工作,常常还会主动做一些按次数计报酬的体力活。

本是秋风萧瑟的时节,他们只穿着单薄的T恤,有些干脆光着上身,就算这样,几趟来回下来也都湿了鬓角、周身冒着腾腾的热气。干完活,一个戴着帽子的人喊了父亲的名字,递给他一摞一元硬币,大概也就二十枚的样子,父亲擦擦手,小心接过,回头冲我们笑笑便将硬币全部给了我。

我这才来得及好好打量父亲,他黑了也瘦了,下巴上还有没剃干净的胡茬,抚摸我脸颊的手掌上新添了不少硬茧。但父亲的精神却明显很好,也许是高兴母亲和我的到来。

午休时,我们挤在父亲的宿舍里闲话家常。说是宿舍,不过是搭在顶楼的一个小棚屋,屋内除了一张折叠床、一个柜子,几乎没有别的东西。那光景母亲看了也有些不忍,一面注视着父亲一面拉着我的手告诉我:“爸爸在外面挣钱不容易,你一定要珍惜,要好好学习。”父亲只是挠挠脖子,呵呵地笑。

那大概是留在我记忆里一家三口最后的温馨情景。

后来因为一些变故,父亲从外地回来,没过多久,他们重新开始争吵。那时我仍寄宿在大姨妈家里,对父母之间急转直下的关系不甚了解,还天真地以为自己马上就不用再寄人篱下,可以回自己家,回到原来的生活。

谁知再也回不去了。

母亲离家出走了。

母亲走之前曾悄悄告诉我她要出趟远门,并保证在我生日之前回来,还会给我带好多好吃好玩的,让我别担心。我轻易就被哄得点了头。

其实母亲在我这里并不算是一个守信的人,我们做过的不少约定她都没能完成,有些是工作或别的原因导致,有些原本就没打算完成,只是为了哄我的权宜之计罢了。

母亲离开得悄无声息,也没带什么行李,联系方式通通换了,那么大一个人,一眨眼却了无痕踪。

父亲疯了一般各处求人打听,却始终无果,短短几天,憔悴得眼里都没了光,还要像个没事人一样照顾我的生活起居和上班——母亲离开后,父亲便把我接回家。也许他觉得我是连接他和母亲之间最后的线,他必须时刻紧攥在手里才能寻回些心安。我却只能傻傻重复着一句:“妈妈说了会在我生日之前回来的”。

那段时间,父亲每天六点不到就得起床,先是下一碗加两个荷包蛋的面条,看着我一点点吃完后,蹬着自行车送我上学,然后去工厂上班。晚上下班接我回家后又要做饭,招呼我洗澡睡觉后再洗衣打扫卫生。即使这样,他依旧没有半分怨言。

某一次周末,父亲还要上班(他们通常是没有双休的),剩下我一个人看家。偌大的房子冰冰凉凉的,没有一点人气,电视机开得再大声都赶不走充斥于每一个角落的冷清。实在按捺不住的我便偷溜出去,跑到附近的书店泡了一下午。

然而一回来我就傻了眼,父亲还没到家,我身上又没有钥匙,在阴暗逼仄的楼道里默默站了几分钟,我决定去到楼下的小公园。那时太阳还未下山,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睛,公园里装了些供小孩子玩乐的简易娱乐设施,我便躲进其中的圆筒滑梯里,一边翻着借来的连环画册一边等待父亲。

当父亲焦急的呼喊声飘进公园时,夕阳已烧红了半边天。我一下子蹿出滑梯,一边回应父亲的呼喊,一边冲进他的怀里。父亲抱着我,剧烈起伏的胸口良久才恢复平静,我挣扎着想抬头看看他的脸,却被他的大手牢牢按住了脑袋。

那以后,父亲便给了我一把用绳串起来的备用钥匙,让我挂在脖子上藏在衣服里。扯着脖子盼着盼着,终于等到了生日的那一天,母亲却并没有如约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如遭当头一棒,只觉天旋地转,开始有了被抛弃的实感。

我哭闹了很久,其实父亲暗地里也准备了很久,终于在某个阳光灿烂的日子,父亲领完工资请好假,带我踏上了千里寻母的旅程。

父亲的全部线索仅仅是一个公用电话号码。

母亲曾通过这个号码与家里联系过一次。父亲时常会回拨这个号码,当然大部分时候都是无人接听,偶尔恰好有人接了也只会当父亲是个疯子不予理睬。

也许是冥冥中有某种眷顾,终于有一个陌生人出言相助,他告诉了父亲电话亭的具体位置——在南方千里之外的某座大城市。

那位热心的陌生人便成为了父亲在那座城市的唯一线人。

火车上的那一夜,我久久不能入眠。一方面是环境的恶劣:颠簸和轰鸣,坚硬的座椅,无法舒展的身体。另一方面,则是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沉沉的压得人喘不过气。

比我更难以入眠的是父亲。每当我睡不着偷看他时,他总睁着眼睛,有时是凝视着黢黑的窗外抿嘴沉思,有时是盯着手机小声嘟囔着什么。发现我的小动作后,父亲便会拍拍我的头,让我快点睡。

黑暗中,火车轰隆轰隆载着我们穿过山川河流,越过田野人家,驶向未知的终点。

终于抵达目的地时已是隔天中午,过闸时我被拦下重新量了身高,很不走运,这次超过了免票线。父亲叹口气也没说什么,按要求补了票。

那时我已隐约有了些金钱观念,父亲一个月的工资才八百出头,我俩的车票就去了四分之一,在陌生的城市吃饭睡觉都要钱,也不知道能撑几天。我一边焦虑剩下的钱还够不够回家,我们会不会露宿街头,一边迷茫到底该去哪儿找母亲、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她。而父亲对这些始终不发一言,我只有紧紧依偎着他才能生出些安全感来。

当父亲问我午饭想吃点什么时,出于藏在心底那点幼稚的顾虑,我装作精神百倍的样子告诉他我不渴也不饿:“我们还是先去找妈妈吧。”

然而光是找到那个电话亭就已让我们经历几番辗转。

一个外地中年男人带着个一小女孩莫名其妙不知道在找什么——这在他人眼里从任何角度看待,都是一件可疑的事情,所以每当父亲想要寻求帮助时,他们要么摆手走开,要么白眼无视。

那时不像现在,人手一个智能手机可以随时查询地图路线,大城市的交通复杂程度又不比小地方的家里,人生地不熟的我们几乎寸步难行。当然其实还有一个便捷的方法——打出租车,但是一想到高昂的起步价和未知的里程数,我和父亲便不约而同忽略掉了这个选项。

我们来来回回坐错了好几班公交,扎眼的行为终于引起了某位交警的注意。所幸在解释清楚后,交警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和需要换乘的车辆,结合父亲那位线人的指引,我们总算在太阳下山前找到了电话亭。

父亲立刻找到电话亭边上的一家杂货店,和老板交谈了数分钟(也许那位老板便是他的神秘线人),向来平凡不起眼的他那时表现得却像个名侦探,顺着一点点可怜的线索抽丝剥茧、仔细推敲。不多时,父亲似乎就得到了想要的结果。

南方的烈日依旧炎炎,酷暑、饥饿和疲倦让我头昏眼花,当父亲再次问到想吃什么时,我终于不争气地指了杂货店门口摆的烤肠。那根烤肠的滋味我早已忘记,只是越发清晰地记得同样该是饥肠辘辘的父亲还滴米未进。

之后父亲马不停蹄带着我找到了附近的一处工厂聚集地,据说母亲很可能就在其中一家工作,而没有更多线索的我们只能一家一家挨着问过去。

直到今天回想起来仍会令我感叹命运之神奇的是:我们真的找到了。

工厂搜寻比我想象的要顺利得多。在问到头几家时,父亲竟然遇到了从前的同事,那名同事恰巧见过母亲,只是不知道母亲是一个人偷跑来的,所以没在意。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很快找到母亲所在的工厂。

终于见到母亲时,所有积压的被欺骗、被抛弃的委屈、漫漫旅途中的不安焦虑、久别重逢的激动欣喜,种种情绪爆发交织在一起,让我的年幼大脑宕了机。我只是紧紧抱着母亲很久,不哭也不笑。

母亲倒是很惊讶,大约没料到她眼中一向懦弱无能的父亲竟有如此魄力,不远千里去寻她,而且还真被他寻着了。

父亲紧绷了一路的肩膀终于松弛下来,他拉拉自己因长时间坐姿而皱巴巴的衣角,有些拘谨甚至是局促不安地望着母亲,然后露出了此次旅程中的第一个笑容。

下班后,母亲带我和父亲去到了她住的地方,小小的出租屋里虽然拥挤但格外整洁,是母亲的风格。墙上挂了几件花花绿绿的T恤,她说是要带回去给我的礼物。

我和父亲终于吃上了这两天以来第一顿正正经经的饭,母亲还请我喝了那时算是新鲜玩意儿的珍珠奶茶。我这才有余力好好打量和感受这座繁华的都市,也开始似懂非懂理解母亲一定要选择它的理由。

也许是因为当着我的面,母亲并没有和父亲谈论这次出走的理由,父亲也没有开口要求她回去,他们只是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聊着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而不谙世事的我先入为主地认为,找到了母亲之后她自然会跟着我们一起回家,只是自顾自沉浸在团聚的幸福里,丝毫没有察觉到他们的异常。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挤在一张小小的床上,久违地睡在父母怀抱中间的我满心欢喜抓着他们的衣角,嗅着母亲身上熟悉的味道,感受着他们皮肤相触间传来的温度,一直悬空的心终于稳稳当当落到了归处。

安静的夜里,唯有风扇悠悠转动发出嘎吱嘎吱的轻响,仿佛咿咿呀呀唱着古老的童谣。一路奔波劳累和心情大起大落的疲倦让我早早就入了眠,只隐约记得梦中似乎有两个熟悉的声音在耳畔来回飘荡了良久。

我至今不知道那一晚父亲和母亲到底都谈了些什么,他们又是达成了什么协定。第二天母亲补齐了父亲和我的车票钱,就要送我们离开,而父亲没有反对。

我困惑不解,我不愿再次分离,可母亲的坚决和父亲的沉默让我不知所措。我可能大哭大闹了一场,也可能安静顺从地接受了他们的安排,总之结果就摆在那里,不会改变。

2003年春天,“非典”疫情爆发,母亲终是回了家。

母亲重新回到工厂工作,我又住回了大姨妈家,一切似乎都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直到某一天,母亲和父亲突然一起来接我,说是要带我去放风筝。我兴奋得不得了,一手牵着一个人,蹦蹦跳跳出了门。到了公园,我选了最漂亮的风筝,挑了最粗的线轴。母亲帮我举风筝,父亲带我起跑,我们都笑得很开心,和周围其他放风筝的家庭一样,看起来幸福美满。

那是我第一次放风筝,也是放得最高的一次,大大的风筝在蓝天白云间模糊成一个黑点,风筝线也绷得紧紧的,捏在手中可以感受到每一股风的力度和方向。当要续加第三卷线时,我忽然打了个寒颤,还没来得及系好的风筝线一下子挣脱手心,然后就再也抓不到了。摆脱束缚的风筝逐渐飞向更高更远的天空,最后连个黑点也看不见了。

那一天,他们问我:“如果爸爸妈妈离婚了,你想要跟谁?”

至此,事情已朝着我无法阻止的方向势如破竹地发展下去。

不久后,母亲卖掉了房子,一个人住进职工宿舍,我再也回不去曾经的那个家。

2009年,我在整理获奖证书时偶然发现了一本藏在抽屉深处的离婚证,日期是母亲回来的那一年。黑纸白字敲碎了我此前盲目认定父母只是暂时分居的妄想,告诉我尘埃早已落定。

2016年,父亲终于肯放下母亲,结束徒劳的等待,他找到了另一个爱他的人组成了新的家庭。决定再婚前,父亲曾单独见过我一次,希望得到我的理解。

“我已经等了你妈妈十多年,看样子是等不到了。”他还说始终忘不了多年前那个夕阳西下的公园,“我一喊,就看见滑梯里探出一个被晒得通红的小脑袋冲我笑,只觉得又是心疼又是好笑。”

我那时才发现父亲老了,头发稀疏了不少,中间还夹着一些刺眼的花白,眼睛也不再像当年那般清亮透着神采。面对那样的父亲,我有什么立场不支持呢?

父亲再婚后,为了避嫌,母亲愈发不再同他有任何接触,他们从爱人变成仇人,最后变成了陌生人。其实,兜兜转转说到底也不过是三个字:不合适。他们只是因为不合适。

母亲至今仍是单身,中间来来回回也走近过一些人,但都未能长久,索性顺其自然不再想这些,也免得受俗事琐碎束缚,一个人的日子照样过得精彩,正合了她的潇洒。而我最初的抗拒在经历了如此漫长的时光也早已一点点软化消失,事到如今,我只希望她幸福。

现在,似乎一切都在慢慢好转起来,每个人最终都会找到对的人、对的地方。只是当我偶尔想起那一年夏天,想起那一场孤注一掷前途未卜的旅程,仍会百感交集,心潮起伏久久不得停息。

而在反复的温习回忆里,那些隔着遥远时空的过往剪影大概终将碎成银河里的星星,可以看见闪烁的光点,却已触不可及。

作者 | 北林,前国际贸易从业者,来源:全民故事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