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里的断指,连起来有100米长


(亚门) #1

你操作一台机床两年,你也能这样,我这工序就四个按钮,记住顺序就好。说白了,这活儿是个人就能干。

“小王,咱们厂里断过的指头连起来得有一百多米啊!”老张在烟雾缭绕的休息室对我说。

“师父,您可别吓我,有这么多吗?”

老张国字脸上的灰白胡茬看着很硬,天蓝色工装洗得发白。他已过天命五年,眯起眼来有弥勒再世之感。自退役后进厂已经三十二年,大半生时光都耗在一台台轰鸣的机床上。

他掰着手指算账:“你看啊!咱总公司有十几个分厂,六十多个车间,四千多号正式工,临时工咱先不算。机械这行当本身就事故多,年代越往前,死的人越多。咱就算它每年平均十起死伤事故,每起事故均下来废掉五根手指,每根手指四厘米得有吧,这五十多年加起来,怎么着都有一百多米了,你怕不怕?”

我在末流二本大学读了个机械专业,到了大四实习时,全班被老师安排进这家国企进车间学习。其实就是在流水线固定岗上做两个月苦力,能学到的东西极其有限,从我们身上扣掉的工资倒是便宜了带队老师和入厂中介。

这种出卖劳力换学分的无用实习,在很多末流学校都算潜规则。师生双方年年都心照不宣。

听老张算完,我脑补了一下百米跑道上整齐排列着带血断指的场景,脱口道:“怕!”

老张坏笑着又补了一刀:“断根指头算好的了,师傅认识的不少人,一晚上没见就碎成肉沫子了。”

我听老张讲事儿,像是在听聊斋。很难相信人会有那么多千奇百怪的死法:漆工在天顶刷漆时被牵引天车生生挤碎了头颅;叉车司机撞翻了热水罐被烫成重伤;无数重零件从大卡车松动的货槽里涌出来压死工人;被卷入大型冲压机尸骨无存……

其实这些我在进厂前的安全培训上也听过,只不过老张讲的是细节,我不寒而栗,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选错了专业。

一旁刷微的小张却笑道:“甭听我爸瞎说,我进这儿两年了,啥事儿都没有,你要能留下就是管理层,又不用天天下车间,怕啥!”

“可张哥你不害怕吗?你那台轧床经常出事……”

“怕啥,就像我爹说的,每台机床都有自己的脾气,摸清它的脾气,顺毛捋就得了!”

“我是这么说过,”老张眉头一皱,“可你更得知道,机床是单位的,命和手指头是自己的!”

小张吐了吐舌头,不敢接话,低头玩手机了。

他二十岁出头,身材瘦削,拿着最新的苹果手机。技校毕业后,靠着老张的关系进了这家国企,成了正式工。

我们因为同线的机床坏了,暂时休息一会。隔壁那条线上的工人还在忙碌,他们在做曲轴。流水线上每一道工序就是一台机床,老工人们技术熟练,同时可以操作两三台机床,累了就坐在机床边的板凳上喝口茶。

他们已经不在乎漫天飞舞的细碎铁屑,而年轻的工人尤其是为数不多的女工,戴着厚厚的口罩。

那时刚过完年,车间很冷,但机床散发的热量让女工们一次次摘掉帽子。尽管车间规定工作时不能摘帽子,曾有女工没束好头发被卷进铣床里,头皮都拉掉了。

一群人正闲聊着,车间的赵主任阴沉着脸走进休息室,他假意咳嗽了几声,喊道:“机床修好了,休息都快半小时,都不干活了?”赵主任穿的是管理服,西装衬衣,只是肥大的肚子将扣子绷得紧致。

他保持着单位所有领导统一的背手姿势,四十出头的他,头发已经所剩无几。听老张说,在赵主任的的升迁逻辑里,不脱发都不好意思当领导。

虽然这家企业对效率并不看重,但能看出来赵主任希望做出一点成绩为继续升迁做准备。自他调到车间以来,严格执行各种考勤细则,基本上扣过所有工人的钱。

工人们每天心里骂他一万次,但迫于权力,还是乖乖掐灭烟头去工作。老张在云雾中悄悄斜了赵主任一眼,嘱咐我记住他刚才说的话,就带着我出去了。

我的家族里没出过几个大学生,当初高考报志愿时,没人指导也没有参考,就随便报了个据说好找工作的机械专业。

大学四年里,身兼数职的专业课老师们总是强调这个专业越老越吃香,让同学们一定要专注这个职业,好好熬着。可明眼人都知道,近十年来,行业如此低的平均工资,能不能挨到那个时候是个未知数。

年年都有许多学校的实习生在这里浪费青春,老张教了一批又一批,他尽管不认识机床上面的英文,但长期的摸索,让他知道每个按钮的作用。

每年传授这些技巧时,老张都很自豪,看得出来,这是他用一辈子掌握的知识。

我负责一个零件的两道工序,两台2002年就安装的机床,三十米的工作半径。一天下来,微信运动都在一万五千步左右。

每天例行的班前安全会,车间班长说的都是同样的话,工人们打着哈欠看手机,最后整齐喊三声“努力工作”作为结束仪式。从来没有其他客套话,阶级意识格外明显。

在国企里只有两种身份:工人和干部。

从技校或者中专毕业以及转业军人进来,基本上是工人身份,这个身份就决定这一辈子不可能进办公室,只能考一些钳工证、焊工证加一些工资。

老张和小张就在属于这一类,混一辈子能做到车间班长就很不错了。至少班长不用干活,每天只要在负责区转一转,上报问题,传达指令。

老张做了半辈子工人,也没当上班长,这一点,我也从未问过他。像我这样,大专生和本科以上的学生是干部身份,不会永久待在车间,名义上有参加任何竞选的资格。

老张自教完我操作后就去了很远的线上。小张的机床就在我隔壁,我俩平时倒是有得聊。

有一次,我看到小张边刷手机边干活儿,竟然一小时没出过错。下班时我问他:“张哥,你这神了啊!我要是这么分心,估计零件早就加工废了!”

“嗨!没啥难的,你操作一台机床两年,你也能这样,我这工序就四个按钮,记住顺序就好。说白了,这活儿是个人就能干,神的都是你们这些大学生,能设计出这种好机器才是牛!”张哥憨憨一笑。

“哥你可别抬举我,”我摇头坦白道,“现在的多数大学生出了学校就是废物,以我为首,上课睡觉下课瞎玩。设计?连机床都操作不好,谈什么设计。”

“嗨,比我强,技校出来能干嘛,也就在这混一辈子了。”

“张哥,你真打算在这呆着?没上升渠道,只能混工龄……”

“想做别的没本事,朋友又跟我差不多,走着看吧,我每周买彩票,说不定哪天中个大奖,哈哈哈!”

小张倒是想得开,每天乐乐呵呵的。我和小张算是特殊的工邻,不像其他人,在噪音和灰尘的环境中,养成了工作时互不交流的习惯,一天也说不了几句话。

重型机械生产线不像富士康,女工很少。这些女工长期和男人们在一块,性格也变得豪爽。每天下班闲聊时,混得熟的男女们,尽管各自有家室,但也会点到为止地相互揩个油。

待久了,我发现厂里的大部分工人都有相同的困境:工人身份始终无法走向管理层,混日子是大多数人的状态。

我只好乐观地想:好歹我也是大学生,以后混日子也是办公室里混。

在机床不坏的情况下,我三分钟完成工序,每个五毛钱。这是理想状态。实际上,机床几乎天天坏,一修就是两三个小时。

因此工厂养了一大批各种托关系进来的修理工,他们慢悠悠修着,没事可干的工人们在烟雾缭绕的茶水间聊天。

老张为人很热情,除了跟赵主任不对付之外,跟所有同事处得都不错。他常常拉着我去喝酒。一喝多,就开始为小张的婚事发愁:尽管小张有了一份稳定工作,但时代变化之快,老张已经跟不上了。

“师父,咱这企业不是挺好吗?”

“九十年代之前,本地的俊姑娘们都以嫁给厂里正式工为荣,那时候工人的地位还是很高的,厂里福利也贼好。如今行业逐渐走下坡路了,”老张闷了一口酒,“写字楼那些小伙子才入姑娘们的眼,看到厂里的年轻工人,她们都躲着走。”

我安慰道,“您操这心干嘛,我看张哥挺机灵,还愁找不到媳妇?”

“钱啊!傻徒弟,”老张神色有些沮丧,“师父这一辈子没存下五万块,胡吃海喝惯了。真到了儿子办事的时候,才觉着紧张。”

他叹完气,又对我笑笑,“你不一样,将来当干部了,前程一片大好。”我和他碰杯,没做应答。

两个月实习期结束,我参加了这家国企招聘大学生的笔试和面试,顺利通过了流程。但因为学校不好,基本工资比一本学生少五百块,比研究生少一千块。

那天赵主任在车间门口笑眯眯地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小王啊,我听说公司决定把你留下了。”

人力部在上午已经通知了我录取结果,但看着赵主任洋洋得意的样子,我似乎懂了些什么,佯装惊讶道:“是吗?我还以为过不了!”

赵主任就坡下驴,“其实公司人力部本来是不想要你的。咱们这两个月虽然没交流几次,可我看你干活认真。前几天我专门和公司打过招呼,他们才决定留下你。”

“这样啊!”我有些不自在地向他道谢,“多亏主任了,晚上请您吃饭吧!”

“那倒不用,”主任哂笑着说,“你记住就好,你们这些年轻人以后在公司前途无量,别忘了主任就行。”赵主任是老油条,对自己可能有利的人能拉拢一个是一个。这一点,我早就感同身受。

打发完赵主任后,我告别了张姓父子,回学校做毕业设计。

四个月后,我拿着毕业证和行李,一个人坐火车又来到了这家企业。这次不再是临时工,有五险一金,有年终奖金,有节日福利。父母对此十分满意,似乎我终于学有所成。

报道后的第一天,不出所料,公司以管理层人已经满额为缘由,要求新入职的大学生在车间再正式实习一年。

这次倒是没有老师在工资上的压榨,我没有退路,只好默默接受。

时隔四个月,再次见到了老张。他看起来消瘦了不少,眼袋很重,仿佛老了十岁。

奇怪的是,我在车间搜寻了很久,始终没看到小张。

当天,我请老张喝酒撸串叙旧,毕竟准备在这里扎根,需要询问一些企业内部的具体情况。那些管理层中很多曾在老张手下当过学徒,赵主任就是其中之一。

那些人晋升之后,有一个特点格外明确:不再和曾经的师傅搭话。

谈了很久,我顺口问了一句小张的近况。老张闷了一大口酒,叹气道:“三个月前就离职了。”

“换工作了?”

“唉,我让他留心点,他偏不听,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啊,不听话……”

我心里一惊,“出事了?”

“他上夜班打瞌睡,左手扶在工作台,无名指和小指被轧床卷进去了。都是十几年的老机器,急停按钮失灵了。他右手够不到总开关,叫人也来不及,五六秒后轧床就要横拉。要是被横拉的话,他左手基本废了。也亏得这小子心狠,拿起一块薄铁片从断口那儿硬生生给切断了……”

听罢,我左手不自觉地抖动了一下,连忙吃了口毛肚,可老板娘料刷多了,辣得他舌头打颤。老张接着说,“定了个九级伤残,赔了十五万,能保住命就不错了。我是再也不会让他去工厂了。”

“那张哥现在在做什么?”

“还在家里养着。赔款他买了辆面包车,我把存款都拿出来,准备给他开了个小超市,干点啥不比流水线强?”

“师父已经是半截身子埋土里的人了,掀不起什么浪来,再混五年我就能安全退休。”老张有点喝多了,像是在自言自语。

我叹道,“唉,这五年不出事就好。”

老张摇摇头,“我那些老工友有被铁屑伤了眼的,有被铣刀碎裂蹦出来割破脸的,我三十几年没出过大事全凭运气。”

酒过三巡,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师父,咱厂里一条命多少钱?”

“一口价,六十万。”

“这么少!”

“很不错了!按照本地年均支配收入乘以二十年,咱这儿撑死也就三十万,多给一倍算是国企仁义。”

我心里打颤,老张之前用百米断指吓唬我,是想让我注意安全。不曾想,最后小张却替这个数字添了三四厘米。命运这个东西,总是在不经意间就埋了暗桩。

之后的轮岗实习,我发现好多九十年代本该报废的机器仍旧在使用,工人们似乎也不觉得有多么危险。它们经常漏电、失灵,上面很多旧规格的零件已经找不到替代件,各种修补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最后攒起一堆蒸汽朋克一般的机器。

厂里让大学生提一些有助于效率提升的意见,我提了更换机床,然后石沉大海,再无下文。

实习期第四个月,我被调到了车间的办公室做轮岗技术员,具体定岗在哪,还要等实习期满再决定,赵主任成了我的直接上司。

去年厂里亏损严重,今年刚过年,车间里就下达了许多模棱两可的硬性文件。尤其是加班费,必须要月产量达到一个在我眼里不可能完成的数字才发。

入厂七个月后的某一天,同样在车间门口,赵主任脸色严肃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小王啊!公司技术层、管理层人太多你也是知道的,人力部让我通知你,你在车间的实习期要推后半年。”

我不理解赵主任这句话的意思,天真地问:“是让我继续在车间办公室待半年再回技术部吗?”

“不是,”赵主任更加严肃了,“是下个月就回车间,继续在一线干,连着前面的时间干满一年半。”

我当时脑子一空,问:“只有我一个人吗?”

“不不不!不是针对你。”赵主任笑了起来,“你们二类本科院校毕业的,四五个都要推迟半年。”

我尴尬笑了笑,“哦,我没意见,服从安排。”但就在那一瞬间,我心里产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我要离开这里。

赵主任见我脸色变化不大,接着说:“我就说嘛!小王是个乐观的人,这点困难一定能克服。我没看错你,你早晚都是进办公室的人!”

我再没说什么,去人事部确认情况属实后,就直接翘班了。

晚上,我请老张喝酒,说自己要走。老张也叹气劝我早点离开,他告诉我今年厂里会裁掉百分之十的老人,他左耳最近老是听不到声音,准备检查检查,能协议退休就协议退休。

“五年想想还是太久,不敢搏命了。”

第二天,我把离开的决定告诉父母,被狠狠骂了一顿后,依旧递上辞职申请书。简单收拾了行李,我带着一百米断指的故事,转行北上了。

作者老邪,现为编剧


(忽如寄) #2

唉,在工厂呆了3个月,见到4起事故,已溜


(yuchting) #3

最后八个字让人充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