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群徒步三千里南下的年轻人,是乱世的火种

最后的底牌。

长沙岳麓山,危楼之内,闻一多长衫灰袍,走上讲台,在黑板上写下“最后一课”。

教室内座无虚席,女生悄悄拭泪,走廊上不断有学生跑来,用手捂着胳膊。

校医刚给他们种完牛痘,学生们即将远行云南,传说中的瘴疫之地。

这天是1938年2月18日,远天阴云连绵,半个中国狼烟飘荡,时代正深陷噩梦之中。

日军相逼下,北大、清华、南开迁至湖南,组成长沙临时大学。长沙渐危,校长们决定在昆明组建西南联大。

湖南主席不同意师生南下,担心影响舆情,民国教育部长王世杰拍了桌子:

这些年轻人是民族的未来,不是你棋盘上的子。

危楼之内,闻一多已讲至尾声,他声音低沉:

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带好自己的国文课本,到了昆明,我要给你们讲诗经,讲楚辞,讲庄子,讲屈原,讲五千年来最灿烂的篇章。

他说,中国不是法兰西,永远没有最后一课。

第二天,师生分三路南下。

第一路乘火车由长沙到香港,由香港渡海至越南,再从越南绕道云南。

第二路由校长梅贻琦带队,护送从北平抢出的万册藏书和仪器标本。其中,航天系两台飞机发动机便重达数十吨。

清华教授赵忠尧,从剑桥归国时,获赠50克镭。北平沦陷,他装作难民,将镭藏入咸菜坛,逃至长沙。那是当时中国高能物理全部家当。

此次南行,他将装镭铅筒放入玻璃瓶,日夜抱在怀中,视若生命,到昆明时,胸前深深印上两道血印。

最后一路最为悲怆。267名寒门子弟,无钱购票,决定徒步3000里南下,以此明志。

队伍由11位老师带队,4名军官护送,搭船夜下湘江,从洞庭湖畔启程。

出发前,他们统一收到一双草鞋,一副绑腿、一把油布伞。

江南多雨,学生们刚开始还打伞,后因不便,便索性湿着棉衣,背着8公斤行李,泥泞而行。

队伍每天平均行进25公里,首尾相聚十多公里,入夜靠点数饭碗,确定无人掉队。

他们翻越荒山,穿过孤村,拉着铁索越过激流,从冬天走至春天, 出发时江岸还是枯草,走到桃源县时已是满山桃花。

学生们以为误入桃花源,一直守在队尾的闻一多说,陶渊明时代这里算偏僻,可我们要去的地方,比这还远十万八千里。

闻一多本可乘火车,但他选择陪学生们步行:

“火车我坐过了,轮船我也坐过了。但对于中国的认识,还很肤浅。我们这些掉书袋的人,应该重新认识中国了。”

西南联大其实在路上便开启了。

地质老师一路讲解地貌,工科老师矿区指导冶炼,中文系写书《西南采风录》,师生们还收集了大量标本和200多首民歌。

所有学生,不分学科,统一受教,天地即讲堂。

医学系学生沿途治病,爱文艺的同学时常演话剧。他们劝村民放弃皇帝牌位,并给小学生讲述新式共和。

绝望的时代,这支渺小的队伍,就像长夜中微弱的荧光。

他们行至贵州玉屏,县长贴出告示,借用民房,供师生借宿,在更远的安南县,县长无房可借,便将县衙大堂腾出,和师生一同夜宿。

即便是土匪,听闻学生经过,也传令不得侵扰。

两个多月后,跨越三省,翻越无数崇山峻岭后,队伍终于走到昆明东郊。

梅贻琦率队迎接,学生们见校长第一件事,便问何时复课。

负责护送的陆军中将黄师岳,向梅贻琦行了军礼:

我很荣幸,做了这件有意义的事。 学生是中国最后的希望

复课之后,闻一多如约讲《楚辞》。一学期四十多节课,他只讲一首《天问》,然而每节课都人满为患。

每次,他只读几句诗,其他便旁征博引,洋洋洒洒,有时兴起点烟,台下学生也跟着吞云吐雾。

等到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满校轰动,连工学院的学生,都穿过整个昆明城,跑来旁听。

西南联大自创立起,便立下规矩:国文是必修课,不及格者不能毕业。

教授们称,无论学什么,都要先修国文,打好一个中国人的基础。

中文系迎新时称: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他们视中文为魂魄,自编教材,既有《论语》《庄子》,也有鲁迅和林徽因。

师生们课堂吵架是常态,期末考试也不过是一篇读书报告,教授们不重抄写背诵,更在意独创见解。

汪曾祺曾竭尽诗意写了一篇作文,沈从文批改时劝他朴素些: 不要炫耀那些拗口的词句

世纪的阴云徘徊难散,乱世之中,教育开始回归纯粹。

在西南联大,万事皆无定法,唯有学问为尊。

钱穆师的中国通史课,从不点到,却无人缺席;冯友兰的哲学史不带讲稿,旁听的学生一度把窗户挤坏。

陈寅恪讲隋唐,因身体虚弱,总是闭眼说话,但连理科教授都跑来听,“ 他的存在本身,就象征了学术的至高境界 。”

昆明遭轰炸时,师生们搀着陈寅恪撤离,高呼“保存国粹要紧”。

老师们不看教材,不循旧例,许多老师把研究成果,编成讲义,边讲边和学生讨论,共同定稿。

师生们竭尽全力完成文明的交接。乱世中,大学是遥远词汇,但却藏着最后的底牌。

柳亚子的儿子柳无忌,在西南联大教西方文学,他在日记中写下: 中国如得复兴,全在青年人身上

那些青年人,睡于茅草房,上课在漏雨屋,无钱早饭,便白水充饥,夜晚无灯,常跑到茶馆完成作业。

他们穷且乐天,杨振宁等学生,曾走街串巷,提筐收集废铁,幻想能炼钢建造小型回旋加速器,但直到毕业也才收铁百余斤。

1940年,更艰苦日子到来,昆明频遭空袭。

师生们发明新词“跑警报”,学校根据轰炸规律调整上课时间。警报结束,学生们便争分夺秒返回课堂。

后来,有经验的学生,每天早起看天,只要天气晴朗便背水带干粮,夹一卷温庭钧或李商隐的诗集赶赴郊外。太阳落山,再从容回校。

外国记者记录西南联大:看那个校舍啊,看他们吃的东西啊,真是很差。但看学习精神,太平时代都赶不上他们。

1940年10月13日,23架日机炸毁大部分校舍。文学院教授吴宓,在月明夜开课。

月光清冷,他在日记写下:

晚7至9时至校舍大图书馆外,月下团坐,上“文学与人生理想”,到者五六学生。

西南联大藏万卷书,亦藏浩然气。

建校初,因校舍不足,授课地遍布城中,师生们调侃:昆明有多大,联大有多大。

1940年后,空袭增多,老师们远避城郊,住得更为分散。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住尼姑庵,政治学家张奚若住祠堂,费孝通住在旧厢房,厢房下方,一半是厨房,一半是猪舍。

华罗庚住防空洞边,一次轰炸土洞崩塌,华罗庚大半身埋在土中,所幸被人挖出。

在昆明北郊,闻一多一家八口住在不足20平米的储物间。

听闻华罗庚无处可住,闻一多又在中间装了帘子,塞下华罗庚一家六口。

生活实在不便,华罗庚最终在西郊租了个竹棚。竹棚一楼是牛圈, 牛在楼下挠痒,楼上便地动山摇。

每天清晨,这些老师从昆明各郊区,徒步前往学校。天寒路远,但无人言苦。

华罗庚便在竹棚里写出《素数论》,王力在灶台边完成《中国现代语法》,费孝通在轰炸中研究农村经济,他已想得很远“抗战后我们要怎么建设国家”。

1940年,昆明物价涨了300倍,联大教员薪金只增5倍。曾有乞丐缠住朱自清,朱自清表明教授身份,乞丐掉头离去。

迫于生计,费孝通上街卖大碗茶,吴大猷到菜市场捡牛骨,闻一多在家中为人刻印章,而梅贻琦的夫人沿街卖米糕。

那米糕取名定胜糕,生活凄寒,但所有人心志坚定。

闻一多蓄髯明志,称抗战不胜绝不剃去。钱穆写《国史大纲》,开篇写道:本书谨奉献于前线抗战为国牺牲之百万将士。

而一向温和的沈从文,在课堂上说起家乡兵壮怀激烈:

哪怕剩一兵、一卒、一粒子弹、一只手,还是不屈服,不后退。这才像个湖南人!

1943年,局势最危时,西南联大大四学生834人,全部参加远征军,奔赴前线,包含梅贻琦的子女和侄子。

1945年5月4日,西南联大举行最后一次结业典礼。他们决定在第八个青年节,重新北上,复兴一切。

年轻人最后唱了西南联大校歌: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

两个月后,闻一多被枪杀,阴云尚未到消散之时。

此后,那些西南联大里的年轻人,被卷入时代乱流,开始了各自的宿命。

若干年后,他们中走出了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171位两院院士以及一百多位人文大师。

他们开启了我们的时代。

当年南迁时,梅贻琦说,我们的责任,是塑造一个民族的灵魂,而那个灵魂便是校训:刚毅坚卓。

外交可以斡旋争端,战争可以决定主次,然而真正要撑过一段灰暗时代,终究要靠一代人。

很多年前,灰雪漫天落下,雪中埋着火种。


来源:摩登中产 微信号: modernstory 用摩登视角,解读复杂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