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唱者

一个环卫工凭什么任性

作者夏虫。本文来自人间微信公众号(ID:thelivings),经授权转载。


于武仓13年前来广州时,就是做的环卫工。

从2003年开始,环卫行业便迎来了一场 “改革”:市容环卫作业不再由政府负责,而是走向市场化,政府仅担任监督、调控的角色。这是世纪之交中国行政体制改革中的一环,事关“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彼时的于武仓就像一场漩涡中的一颗水珠,并不知道这场“革命”将给他带来的影响。因为市场竞争,各个城区的承包商都在不断改变,环卫工权益也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公司经常削减人手,环卫工的工作不断加重,他们需要不停加班而工资却没有增加,也没有加班费;有社保,没有公积金;休假每周一天。

草根之苦:受伤的总是环卫工

原本,老于每天的工作应该是这样过的:

他会按照排班时间早早起床,早餐是算在工作时间里的,所以他可以一边买早餐,一边和小贩唠唠家常。早餐完毕,他就拿起工具开始打扫他负责的北京路和大南路。一个月下来工资能上三千,扣了五险一金后也够过上稳定的生活。在工闲时间里,他还可以做一份兼职,帮补一下家庭,不至于成为中年“月光族”。

但这样的一天从来没有切实地发生过,在2014年前,他们的一天实际上是这样的:

负责打扫珠光街的环卫工从06年的10人减员到2人,他们不得不提早两个小时来上班,甚至叫上家人一起帮忙打扫才能完成任务。而这一开始是没有加班费的。相对来说,于武仓要稍微幸运一些。工作量虽然也不断增多,但不算夸张。但最重要的工资一项,也经常是按照最低标准发放,每月到手也就一两千。

这是“解放思想”的市场化带来的乱象。随着环卫市场化的矛盾增多,2014年初越秀区“深化改革”,环卫不再市场化运作,改回政府主导的方式,分别由区的清洁作业中心和18个街道的环卫站各自负责环卫,简称为1+18模式。

在1+18模式之下,于武仓他们的一天变成了这样:

工资还是两千多块,人手还是不够,还好加班费有着落了、公积金也有了。但是在这一模式下,同工不同酬,各区域的待遇相距甚远。明明打扫街巷更苦更累,但由于由街道管辖,绩效奖金比管辖一级马路的区作业中心发放的低一两百元,环卫工觉得自己的劳动没有被尊重;福利补贴也不公平,逢年过节,区里面能发大米、食油、王老吉、日用品,街道却要差得多。

这是“深化改革”后怪象。

老板是公司,环卫工就被剥削;老板是政府,环卫工就被不公对待。无论环卫制度怎么改革,环卫工好像都没有“出头之日”。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他们?

“环卫工作是不能产生效益的,” 老于解释说: “你其他职业是请多一个人,就能增加工作效益,给你的生意创收,”其他行业里用工规模和收益是正相关的。“但环卫工打扫马路不能产生效益啊,公司要增加盈利只能通过裁减工人、克扣工资。所以环卫工是工作强度大、待遇又很低的职业。”

维权之愤:一下就走到了今天

于武仓维权开始于2013年,他的“任性”,最开始撬动了环卫公司。

2013年工人们推选老于成为“出头鸟”,负责和公司谈判。他提出了几大诉求:“环卫公司在市容检查中被罚款不能克扣在工人头上”;“实际工作时间在8小时以上的要发加班费,之前没有算的要补上”;“早班环卫工吃早餐时间也属于工作时间”。

会上达成协商,几项加起来每个员工补偿6000余元。但是没过多久,公司以旷工三天的理由解除合同,把于武仓“炒”了,但事实上于武仓一天都没有缺席。后来在工友、大学生的支持下,也联系了政府部门协调,公司才收回解雇的决定。

但是老于的维权路还没完。他继续“任性”,还撼动了政府。

2014年以来,1+18模式的不公日益显现。于武仓开始在网络上批评1+18模式,不断引起了社会、政府的关注。可是政府的关注并不是来给他解决问题;相反的是,在年底劳动合同快要到期的时候,于武仓再次被“炒”:他收到了政府不再续签的一纸通知。这在环卫工中是极为罕见的。

所以于武仓瞬间失业了。在失业的第一天里,他不是意志消沉,也不是去政府“闹事”,更不是去人才市场,而是一如既往地拿起扫把打扫他的北京路——是的,他在“上班抗议”。他说,“不续签合同是不合理的事情。既然是不合理的,为什么要接受呢?”

他的这种坚持,虽然暂时还没有改变政府,但是却打动了网友、大学生们。

2015年,中山大学的几个大学生在网络上发起了给于武仓众筹工资的活动。3033.79元,一分钱也没有克扣,遵照环卫工工资标准,老于被炒鱿鱼后的第一个月工资就这么筹集了起来。

几个大学生本来还预备邀请城管局的官员和老于一起“吃年夜饭”,希望能在公众的监督下,大家一起谈妥老于和环卫工制度缺陷的问题。但城管局却回应说,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八项规定”,拒绝群众的宴请。

公义之艰:黄埔军校父亲的遗泽

只要走进于武仓的家中,就能设身处地地感受到环卫工阶层所处的境地。为了分摊房租,他和妻子及另一个工友合租:工友一家住一个房间,于武仓和妻子住在客厅用木板隔出来的房间里,厨房和洗手间则是共用的。这样下来分摊到的房租是700元——比单独租一套房能节省好几百块。

于武仓家中的一切都是用于满足家庭最基本的需求的:一个电脑屏幕大小的电视机;一个经典的绿皮电冰箱;一台由于女儿回老家而铺尘的电脑,网线也断了;还有捕鼠笼,草帽等等不一而足。在40平方米的家中,两家人的界限时而模糊,又时而分明。

虽然妻子并不支持老公的任性维权,但老于有这样的“任性”性格,却同样离不开家庭——他幼时的教育。

于武仓5岁丧母,是在他的军官父亲——黄埔军校成都分校第20期骑兵科毕业生,悉心教导之下成长的。在国共内战中, “他对国民党已经没有希望,觉得共产党可以建设新中国,留在大陆也能为人民服务”,于武仓回忆道。所以父亲指挥部队起义,在长沙战役中接受改编。

父亲的家教“非常严格”,给于武仓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和其他那些父亲不一样”。于武仓说。他父亲别名“毅然”,也正如这个名字一样,他有着“军人风范”,能“言行一致”。父亲教育他做人要有担当,有国家意识,“有国才有家”,要懂得为国家、社会分担。“对一些不公平的事情要敢于站出来”。

父亲的国家意识,成为渗透到老于生活中的一种力量。

在罢工维权、担任工人代表和公司谈判的时候,于武仓其实被侵害的权益比较少,但是,他想着的不是自己,而是广大的工友们,希望他们的权益得到保障。“我们劳动人民这么辛苦,让环卫工人安心工作、有尊严地劳动、快乐地生活,就是我坚持抗争的理由”。

其他工友罢工就那么罢了,维权就那样维了,但是于武仓在维权中考虑到的,还包括远在北京的中央领导人:“治本”反腐,给了于武仓信心。这个男人认为,中央是诚心查处问题的,连(广州前市委书记)万庆良都被抓了,那么离同工同酬,离不遭报复、无后顾之忧地维权,离工人更有力量地组织起来还会远吗?

他想更多地理解这个国家、世界。他喜欢上微博、朋友圈,他加了很多未谋面的朋友,有的同是工人,有的是记者、学者,更多的只是声援他的人。虽然他手机流量不多,但他会在工闲时间里连上沿街商铺的wifi,了解着时政大事,或者和人讨论政府职能、社会责任,或者关注着其他地方的维权事件。

这就是一个环卫工内心装载着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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