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唱者

柴静:令我土崩瓦解的采访

卢安克是德国人,1968年出生在汉堡,是一对双胞胎中的弟弟。中学毕业后做过帆船厂的工人、帆船教练,当过兵,后进汉堡美术学院读工业设计。他头回到中国是旅游,后来到南京的东南大学和中国学生一起生活,因想跟中国学生同住,又转往广西的农业大学。

他很想留在中国。1997年卢安克在南宁的一所残疾人学校义务教德文,结果因没办下“就业证”,被公安局罚了3000块钱;1999年他又从德国回到广西,跑到河池地区的一所县中学当初中老师,因不能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家长们有意见,学校把他开除了。

为了能在这些贫困学校免费当老师,卢安克1999年成立了个办事处。“办事处是广西外经贸委批的,教育局管不了我,我去的学校也没有权利聘请外籍老师,不过我有合法从事教育工作的权利,可以做教育实践研究了。”

2001年7月,卢安克把他的办事处搬到了广西东兰县坡拉乡建开村林广屯广拉队,这是一个不通电话、不通公路,村民只会说壮语的偏僻小山村。

卢安克,一个德国人,以一人之力,在做中国教育最需要但没有人做的事!


我和卢安克坐在草地上,七八个小孩子滚在他怀里,常不常地打来打去。

我本能地拉住那孩子的手“不要这样”

“为什么不要这样?”

我就差说“阿姨不喜欢这样了”,绷住这句话,我试图劝他们“他会疼,会难受”

“他才不会”他们嘎嘎地笑,那个被打的小孩也乐。

卢安克坐在小孩当中,不作声,微笑地看着我无可奈何的样子。

我后来问他“我会忍不住想制止他们,甚至想要去说他们,这是我的第一个反应,可是你不这么做?”

“我知道他们身上以前发生的事情,还有他们不同的特点,都可以理解。”

“但是理解够吗?”

“如果已经理解,然后再去给他们说一句话,跟反感的一句话是不一样的。”

我哑口无言。

我采访姐弟俩。

弟弟卖力地劈柴,大家都觉得这镜头很动人,过一会儿火暗下来了,摄像机拍不清楚了,就停下来,说再添点柴。再过了一会儿,我让弟弟带我去他的菜地看看,他拒绝了。

“为什么呢?”我有点意外。

“你自己去”,他看都不看我。

我纳闷了一晚上。

卢安克第二天说给我听“那时候正烧火,你说你冷了,他很认真的,他一定要把那个木柴劈开来给你取暖,后来他发现,你是有目的的,你想采访有一个好的气氛,有做事情的镜头,有火的光,有等等的这样的目的,他发现的时候,他就觉得你没有百分之百地把自己交给他,他就不愿意接受你,而你要他带你去菜地看,他不愿意。”

我当时连害躁的感觉都顾不上有,只觉得头脑里有一个硬东西轰一下碎了。

“目的是好的,但是是空的。”他说。

“空的?

“空的,做不了的,如果是有了目的,故意去做什么了,没有用的,没有效果,那是假的。

“你是说这样影响不到别人?”我下意识地喃喃自语。

“这个很奇怪,我以前也没想过,想影响别人,反而影响不到。因为他们会感觉到这是为了影响他们,他们才不接受了。”

孩子在火边俯耳跟他说悄悄话。

“你肯定在说怎么考验我们”我猜。

卢安克对他笑“不行,他们城里人会不喜欢”。

我隐约听见一点“是要拉我们去玩泥巴?”

他转头问我“你喜欢土吗?”

“当然了”。我认为我喜欢,在我对我自己的想象里,我还认为自己喜欢在下着大雨的时候滚在野外的泥巴里呢。

采访结束之后,是傍晚六点多,天已经擦黑了,山里很冷。

卢安克忽然站住了,温和地问我“我们现在去,你去吗?”

“现在?”我愣住了。

我没想到我自己头脑中的第一反应是“我只带了一条牛仔裤”。

就这一个念头,一切已经逝去。

我根本不敢再回答我想去,那是做作,再非要努着去,弄得满身泥,甚至雀跃欢呼……只会是个丑陋的场面。

“当时发生什么了?”

“我记不起来了”

“那个时候你怎么想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他沉静地看着我,他在采访中有很多次说这两句话了。

一开始,我看着他,脑子里几乎有个嗡嗡的尖叫的声音“这个采访失败了,马上就要失败了”

之前曾经有同行,几乎是以命相胁地采访了他,但完全没有办法编成片子,就是因为媒体的常规经验,在他面前是行不通的。他不是要为难谁,他只回答真问题-----真正因为未知和交谈而生发的问题,而不是你已经在他书里看过的,想好编辑方案的,预知他会怎么回答,预知领导会在哪个地方点头,观众会在哪个地方掉眼泪的问题。

我放弃了。

我不带指望地坐在那儿,手里的提纲已经揉成了一团,这些年采访各种人物,熟极而流的职业经验,几乎土崩瓦解。

然后我发现我在跟他讲那个我小学的时候,近视后因为恐惧而把视力表背会的故事,是鬼使神差说出来的。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会说这个,我甚至早就忘了这个事,但我现在把它说出来了,而且说了这么长一段。我以前约束过自己,绝不在电视采访时带入个人感受----这是我的禁忌。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画着黑色惊叹号的禁忌也一起在尖叫中粉碎了。

我看节目的时候,发现我自己讲的时候目光向下,很羞涩,就象我八岁的时候一样。

然后我才知道,他说他不记得了,是真的不记得了。

“以前我的思考都在头脑里发生,我想到了,但我做不到。现在我不思考了,只感受,反而做到了我之前想做而做不到的,因为思考变成了生活,变成了行为。”

看他的博客,会清晰地看到他这个变化的过程。

他之前写过《与孩子的天性合作》,写下他的研究和经验。几十万字,现在他已经不再记得写过什么,他也不认为会有什么可借鉴的模式。他说他不再思考,也不再写了,只是感受。我当时看的时候担心他坠入虚无,直到采访时,才知道我头脑中的桩子插得何等之深。

“你认为孩子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如果自己作为老师,带着一种想像,想像学生该怎么样,总是把他们的样子跟觉得该怎么样比较,是教育上最大的障碍。这样我没办法跟他们建立关系,这个想像就好象一面隔墙在学生和我的之间,所以我不要这个想像”

“我们平常接触到的一个很好的老师也会说,我想要一个有创造力的,有想象力的,什么样的学生,他也会有他的一个标准,难道你没有吗?

“那学生做不到,他会不会放弃呢,会不会怪这个学生?”

“可能会失望。”

“我以前考虑过很多方法,最后放弃了,方法都没有用,唯一有用的是老师的心态,老师心态最受影响的就是那种学生该怎么样的想像,他总是想着这个,他没办法进入适合学生的心态,没办法真正去看学生是怎么样子的,如果很开放地看得到,没有什么想像,很自然地就会有反应,适合学生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学生很喜欢,很容易接受。”

所以他才说,他没有任何可写的了,他曾经在博客里以巨大的篇幅批评和反对过标准化教育,反对整齐划一的校园,反对“让人的心死去”的教育理念,他跟现实世界里的问题较着劲,现在他说他放弃了要改变什么的想法。我刚一听的时候也一惊。

他说“如果想改变中国的现状,然后带着这个目的做我做的事情,那我不用做了。幸好我不是这样的,我不想改变,我没有这个压力。”

我愣了好一会儿,才接着往下问“如果不是为了改变,那我们做什么?”

“当然会发生改变,改变自会发生,但这不是我的目的,也不是我的责任,也不是压在我的肩膀上的。”

“改变不是目的?”

“它压着太重了,也做不到”他说“但你不这么想的时候,它会自已发生”。

有人跟我形容过听他说话的感觉-----你以为是禅悟式的玄妙,其实背后是严整的逻辑体系,是一步步推导认识的结果。

“你原来也有过那种着急的要改变的状态,怎么就变了,就不那样了?

“慢慢理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理解了就觉得当然是这样了。

“你对现实完全没有愤怒?

“没有。”

“你知道还会有一种危险是,当我们彻底地理解了现实的合理性,很多人就放弃了。”这是我的困惑。

“那可能还是因为想到自己要改变,所以没办法了,碰到障碍了,就放弃了。我也改变不了,但也不用改变,它还是会变。”

“那我们做什么呢?”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你想要爱情吗?”我问他。

他四十一岁了,他在广西的农村从青年变成了成年人,他没有家,没有房子,没有孩子,光着脚穿着球鞋,因为那里买不到一双45码的袜子。

“我不知道爱情是什么,没经历过。”

我当时的反应,是心里一紧。

但他接下去说“我在电视上看过,觉得很奇怪。”

“奇怪?”

“电视上看那种爱情故事,根据什么感情产生的,我不知道。怎么说?一个人属于我?我想像不出来这种感受。”

他说过,他能够留在中国的原因之一,是他的父母从来不认为孩子属于自己。

我说“可是我就连在你身边这些小男孩的身上,都能看到他们对人本能的一种喜爱或者接近,这好像是天性吧?

“他们属于我,跟爱情的那种属于我不一样的。一种是能放开的,一种是放不开的。

“能放开什么?”我还是没听明白。

“学生走了,他们很容易就放开了,没有什么依赖的。但我看电视剧上那种爱情是放不开的,对方想走很痛苦的。”

“你不向往这种依赖和占有?”

“不。”

我采访的孩子里有一个最皮的。

我跟任何别的学生说话,他都会跳进来问“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

等打算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已经跳走了,或者把别人压在身子底下开始动手了,我采访他的时候,他急得不得了,前摇后晃。

他只有呆在卢安克怀里的时候,才能那么一呆十几分钟,象只小熊一样不动。即使是别人挑衅他,他也能呆住不还手。

“文明就是停下来想一想自己在做什么”卢安克说,但我从来没见过他跟孩子去讲这些道理。

“语言很多时候是假的”他说“一起经历过的事情才是真的”,他让他们一起拍电视剧,去扮演一个角色,一个最终明白“人的强大不是征服了什么,而是承受了什么”的孩子。

他陪着这些孩子长大,现在他们就要离开这所学校了。这些小孩子,一人一句写下他们的歌词组成一首歌,“我孤独站在,这冰冷的窗外……”“好汉不需要面子……”大家在钢琴上乱弹个旋律,然后卢安克记下来,他说,创造本来就是乱来。

这个最皮的孩子忽然说“要不要听我的?”他说出的歌词让我大吃一惊,我捉住他胳膊,“你再说一遍”

他说“我们都不完美/但我愿为你作出/不可能的改善”

我问“你为谁写的?”

“他”他指向卢安克

在节目后的留言里,都有一种共同的情绪,卢安克给人的,不是感动,不是那种会掉眼泪的感动,他让你呆坐在夜里,想“我现在过的这是什么样的生活?”

今天中午在江苏靖江,饭桌上,大家说到他,坐在我旁边的一个人也很触动,但他说“这样的人绝不能多”

“为什么?”

他看上去有点茫然,喃喃自语“会引起很多的矛盾……他在颠覆。”

这奇怪的话,我是理解的,他指的是越了解卢安克,越会引起人内心的冲突,会让人们对很多固若金汤的常识和价值观产生疑问。

我问过卢安克“你会引起人们的疑问,他们会对原来这个标准,可能不加思考,现在会想这个对还是错,可是很多时候提出问题是危险的?

“如果怕自由,那就危险,自由是一种站不稳的状态。

“从哪儿去找到这种能不害怕的力量?”

“我觉得如果只有物质,那只有害怕,如果有比物质更重要的事情,就不用害怕了。”

他在片子中下过一个定义,“脑子里没有障碍才是自由”


视频:央视《面对面》柴静采访卢安克《志愿者卢安克》

http://www.56.com/u52/v_NTIxMDY5NTM.html

##卢安克介绍


卢安克是德国人,1968年出生在汉堡,是一对双胞胎中的弟弟。中学毕业后做过帆船厂的工人、帆船教练,当过兵,后进汉堡美术学院读工业设计。他头回到中国是旅游,后来到南京的东南大学和中国学生一起生活,因想跟中国学生同住,又转往广西的农业大学。

他很想留在中国。1997年卢安克在南宁的一所残疾人学校义务教德文,结果因没办下“就业证”,被公安局罚了3000块钱;1999年他又从德国回到广西,跑到河池地区的一所县中学当初中老师,因不能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家长们有意见,学校把他开除了。

为了能在这些贫困学校免费当老师,卢安克1999年成立了个办事处。“办事处是广西外经贸委批的,教育局管不了我,我去的学校也没有权利聘请外籍老师,不过我有合法从事教育工作的权利,可以做教育实践研究了。”

2001年7月,卢安克把他的办事处搬到了广西东兰县坡拉乡建开村林广屯广拉队,这是一个不通电话、不通公路,村民只会说壮语的偏僻小山村。

“是他们不适合学校,还是学校根本不是为了他们办的?”

“这是个什么烂仔,把头发染成这颜色!”因为没见过外国人,乡下的老头儿第一次见到卢安克时说。

在东兰县的隘洞初中当老师时,卢安克非常喜欢去学生在山里的家。

“那边的人都对我很好。不管我到哪个村,人家都已经知道我在免费教他们的子女。” 卢安克以办事处的名义派自己到下边当老师,不收钱。他去的学生家,都是那种上面住人,下面住牲畜的房子,基本上没有电视机。因为缺床,他只能和学生挤一张床过夜。“5.1长假,整个星期我都在山里走,每天大概走两个小时的山路,每天晚上在不同村里我学生的家里住。”卢安克发现在乡下,有50%的小孩不能上初中。

他教的那个初中班,也是每隔几周就会少几个学生。特别是到了期考,一些人什么没说就突然不见了。

“我的学生上学的目的是中考,如果中考每门课不能超过90分就上不了高中。我试过填写2001年的中考英文试卷,我估计自己连80分都得不到。老师的工资要看学生的成绩,老师们为了自己的工资,只管有希望升学的学生。普通班是没有学生能考上高中的,他们对高中已经放弃了。虽然人还在学校,可学生自己也不清楚再学下去是为了什么。学校里的生活跟他们在家里的生活是分开的,家长的意思则是:如果考不上大学,上学是没有什么用的。”

在广西当过几年老师的卢安克,对中国教育的印象是:教育,只是为了满足一种被社会承认的标准,不是为了小孩。小孩在满足这个标准的过程中,脱离了他的天性,脱离了他的生活……“教育难道是只为了获胜?我不想继续跟学生一起奔跑着参加这场竞赛———这场一直匆忙地奔跑着,最后自己都不知道跑的路是不是属于自己的竞赛。我的学生,觉得自己不能成为学校和父母所期望的

‘标准人’,他们不只是无法达到标准,也交不起学校要求的费用。所以他们在离开我们班的时候,什么都不敢说。继续留在学校的学生也常常对我说:‘回家放牛吧!’”“是他们不适合学校,还是学校根本不是为了他们办的?我再也不想参加这场‘淘汰赛’,我不想看到我的学生越来越少。反正他们只能被淘汰,只有我到他们家里去,我才能再找到他们。”

卢安克自己跑到林广屯广拉队,向他学生的父亲租下一间没人住的泥瓦房,作为办事处新址。他一次付了两年的房租,月租金10元。签完合同后,卢安克赶回县城东兰,回学校上课。

天降大雨,洪水暴涨,无法过河。等他过了河赶到公路,路又被雨水冲断了。折腾了3天,他才回到县上。

3天都没瞧见老师的影儿,学生有些担心和牵挂。“我请他们原谅后说:我的办事处已经搬到你们的家乡去了,我准备在2002年6月,开始教你们不能上学的兄弟姐妹。”

“教育跟老师的生活是分不开的,教育跟生活本身也是分不开的”

林广屯的广拉队是个自然村,只有150口人。

“你在那个野蛮的地方,能搞什么教育?那里的人只会喝酒、打架,你连他们的话也听不懂,”县上的人说卢安克。

我问他:如果你想搞教育研究,干嘛非跑到这样一个地方?

他说:“那边的问题特别明显,也特别清楚。我想研究的教育,就是怎样发挥人的创造性,而在那边特别难发挥。如果我在那里能成功,那我在其他地方肯定也能成功。”

县上的干部极不愿他一个外国人,跑到那么偏僻落后的村里生活。“我想,先别让领导知道。”卢安克是偷偷搬到屯里去的。

他现在教的学生,甚至连小学都没上过。“这些上不了学的孩子,他们更需要我,而我下到底下去,工作也更加自由。我想专门研究这样一个问题:怎样的教育才能让小孩的身体、心理和精神获得健康。”“你认为这地方穷,主要是什么原因?”我问。

“在壮话里,连‘老师’、‘学校’这样的词都没有,像‘变化’、‘改变’ 这类词更没有。”卢安克答道。

“那常用的都是些什么词?”“最常用的,都是些谈吃的!”“他们吃些什么?”

“肯定要吃肉,但很少吃。吃青菜,有时也没有青菜吃。吃红薯,也吃红薯叶,野菜有时也吃。竹笋刚出来时,会连着几个星期都吃竹笋。其它东西出来,就吃其他的,几个星期之内都不换。老乡们说:肉可以不吃,但没有猪油就活不下去了。”

屯里人觉得养猪太累,不想种那么多菜,所以卢安克在学生家里吃午饭,只有饭吃,没有菜,早晚也只有一种菜,比如红薯叶。

“你能习惯这里的生活?”

“这里的人总是要吃东西,不按时睡觉,还以喝酒的方式表示朋友关系,这些我不习惯,但其他的都习惯了。那边是酒文化,家家酿米酒,有人天天喝醉。这里小孩的头,天天都被无聊的人打。而小孩子,早已接受了这种没有道理的生活,习惯了被打。”

小孩子反倒觉得卢安克奇怪,问:“你为什么不打人?”

“我不喜欢打人。”“你个子那么高,你应该喜欢打人。”“不,我不打。”

开始时,村民常走进课堂,对卢安克说有很重要的事,叫他马上停课去帮忙。他跟去了,发现只不过是些大吃大喝的事。“我心里很生气,不过因为太害羞,我也无法在脾气上表现出来。”

“我从外面走小山路回来时,经常有人不让我回家,要求我这个‘好东西’

一定先去他家吃饭。可我去了,他们会搞得很啰嗦,天就黑了,我无法回家上课。只有我留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不出去,我才有机会真正做事。”

他还发现村里人特别爱热闹,很怕“闷”,而且也怕他“闷”。由于怕闷,这里的人喜欢在家里搞得四处不安。学生在作文中说,他们最喜欢这种乱的气氛。村民随时可以走进卢安克的房里,把他的东西和工作也搞乱。

看见他一个人在山上或野地里边欣赏大自然的安静,边写书,老乡就以为他很闷,过来跟他聊天,“帮”他解闷。“我怎么会闷?我每天都要思考很多问题,考虑怎么能通过教育改变社会和环境。我不是怕闷,而是怕找不到安静去做我的研究。我觉得,只因为不喜欢思考问题,他们才会闷。在一种乱七八糟的气氛中,人无法作任何有道理的思考。”

卢安克解释说:“人类的发展,最早是没有个人的,就是说有个人的身体,但没有个人的思想、意识,人都是依赖环境、依赖团体的。这里的人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如果问一个学生你想怎样?他就无法回答。他们全都靠环境,环境是怎样的他们就怎样,不相信能有任何改变。”

我问他:“你是一个人,而他们是一个群体,流传的是几千年的习惯和传统,你语言又不通,能改变得了他们?”

“如果仅仅靠教育手段,是改变不了。我改变他们的方式可能是跟他们一起生活,我要给他们看到,在一样的环境中,我能做到跟环境不同的东西。他们可能从没想到,一个人还可以做跟环境不同的事情。他们看到了,就会想为什么他能做到,而我做不到?比如他们喝酒、打牌时我在写书。”

过了3个月,村里人再也不请卢安克旷课去喝酒了。那些喝醉酒的人,每次见到他会不好意思地说:“呵,我已经喝够了!”

有一次,因为分田的事,另一个屯的人打了林广屯的人。那天卢安克正好从外边回来,看见那个被打的人躺在田里,淋着大雨,什么反应都没有。他的亲戚来了,只是把他盖好。卢安克问:“怎么把他留在这,快送医院。如果没钱,我来出。”别人说要把人留下来做证据,还说要等什么领导过来才能决定。“看他们用8个小时大声讨论还没动手,我心里急死了,也没见他们等的人来。天快黑时,他们才同意和我带受伤的人去医院。我那一天觉得,生命怎么会低于面子。”

“事后,我们讨论这件事,看法不可能一样。但他们已经知道,他们的看法,不是惟一一种,以前他们想不到其他的。通过我的生活方式,能改变他们多一点。教育跟老师的生活是分不开的,教育跟生活本身也是分不开的。”

“我认为从青春期开始,任务是每个人自己才会发现的”

为了怕老乡们误会,开课前,卢安克曾给学生家长写了11条事项:

开展教育活动不是办学,参加活动的小孩不能拿到任何毕业证书;老师不接受任何费用,需要的只是给卢安克吃饭(不吃肉)。另外,活动也不能直接给参加活动的小孩带来任何经济上的好处;

开展的教育活动不是老师讲课,也不是学生听课,更不是分开上不同的课。开展的活动是要大家一起实践的项目,项目就是孩子自己想出来的梦;

学习的目的是让小孩发现自己的才能,让小孩在生活中找到根据自己的个性的做法和生活任务,让他们能够根据自己发现的需要做事……

来上课的,全是没上过学的女孩,而且听不懂普通话,只能说壮话,而卢安克又听不懂壮话,只能说普通话。开始几天,有大人帮忙翻译,但他们理解不了卢安克的想法,总是对学生说:“看,卢老师多伟大,他来这里和我们一起生活,解决文盲问题,让我们村富裕起来。”

“我不是来扶贫的。”卢安克说。“如果只帮他们赚钱回来,村里得到的变化只是:不用再那么辛苦地从早到晚干活,以前的生活任务没了,可能赋予生活意义的新的任务又没有。结果,他们的心里会越来越空虚、弱和不健康。”

卢安克问他的新学生:“你们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梦想?”结果帮他翻译的人翻成:“ 你们都要坐在这里,老师在那边给你们教,你们好好听他的。”

一开始,听卢安克总是问这类问题,学生便跟村里人抱怨说:唉!上一小时课,还不如干10小时活呢,上课太累!

自打卢安克开课起,他的家就成了村里的“热点”,非常闹哄。

“第一个月,屯里和屯外的大人跑来看我搞什么,我不认识的大人在我上课时,站在旁边大声地讨论,也大声地对我的学生说话。老人对学生说:这种教法没有用。我和学生请大人安静时,他们又说:我们是本村人,我们就随便一点吧!在我们的‘教室’里,最安静的人可能就是我。甚至在我的课上,我也经常没机会说话,有时,因为教室里喝醉的人声音太吵,我们只能提前下课。要是我们换一个地方,他们也跟着我们。”

为了让学生勇敢地讲出心里话,他不让学生坐在下面望着老师,而是一起围着张大桌子。大人们来了说:“这样做不行,你不能和学生一起坐在一个桌子边。你必须用黑板,这样才像学校。课本在哪?你不能没有课本发!”

“我说:如果我用已经完成的课本,我们的学习过程,永远不能成为学生自己的感受和经历。在我的课上,经常变成了大人和我的争论。看到我和学生安心学习的时间在失去,我越来越小声地对那些大人说:我不是想办学校,我想搞素质教育。”上课时,卢安克还很难找到没有喝醉、又不抽烟的翻译。幸好后来一个小学毕业的男孩成了卢安克的固定翻译和得力助手。

过了两个月,大人们的好奇感才过去,但他的学生兴趣却越来越大。卢安克先从拼音开始教学生普通话。因为停电,他们每晚点柴油灯上课。在掌握一些拼音的基本知识后,他让每个学生讲出自己的故事,翻译成普通话后,由卢安克用拼音记下来。这样,每个学生都有一篇和别人不一样的拼音课文,因为是自己的故事,所以很熟悉,练习念时,也不用说出课文的意思,她们已经知道了。

一个学生说:“我去坡拉拿米(退耕还林后返粮),本来应得300斤米,回来找人再秤一次,结果只有150斤。”

“我很悲痛,我想能去哪里读一点书?小时候我问爸爸要钱去读书,可家里没有钱。看到别人读书,自己心里非常难过。六七岁,我就劳动放牛。我很想读书,可是没有机会,没有钱,使我吃不下饭。能遇到你这种好人,来免费教书,我感到无比地激动。最后,我希望你教我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成为一个有礼貌、懂道理的人。”

其他学生说她们怎么去外面办事,因为不懂普通话就找不到回家的车,或者她们怎么到镇里去卖水果,由于没有学过算术而受骗。

“我学生这样写出的文章,虽然没有普通小学生写得好看,不过比他们更能表达真正自己的东西。过了一段时间,学生一起来写《喝醉的人》、《抽烟的人》、《赌博的人》、《打电脑的人》等文章并练习念。”

卢安克还说,城里孩子缺的是动手,可农村学生缺的是独立思考的计划工作。

“所以,学生告诉我学普通话是为了去打工时,我就让她们用讲述的方式计划她们梦想的整个工厂。”

第一天的题目是:《工人的希望和老板的希望》。下面几天还写了:《做什么产品,什么好卖》、《需要提供什么工作条件让工人发挥他们的力量》、《生产过程不同的任务和使用工人的才能》、《工厂部门的合作方式》。最难的事是,让学生意识到她们自己的特长。

“我想让学生先发现我们班里的任务,再发明,最后才让她们跟自己做出的结果接触。我认为从青春期开始,任务是每个人自己才会发现的,再也不可能由别人安排。什么是她们的路和任务,我不可能知道。”

“如果我给学生的只是些结果,他们永远也找不到新的别人还没找到的东西”

我乐着问卢安克:“屯里人觉得你是个‘好东西’呵?”“也有人觉得我是个可以利用的东西。”他也笑起来。

“利用你干嘛?”“找钱。”卢安克乐着道。

“他们经常要我到县城找领导人,说服他们给钱,还说只要我去说,肯定能给,但我不可能去要。”

有一天,屯里的人又要卢安克帮他们找县领导,要县上给屯里修第二座桥。村里刚根据政府部门的设计把第一座桥建好。“可是,我在过这座桥时,感到非常‘干渴’。以前,在这里过河时有一种特殊的、非常凉快的感受,我觉得有了这座桥就少了一种感受。”卢安克说。

能不能设计一座走过时保留凉快感的桥?能不能让学生从河的感受中来设计第二座桥? “所以我对屯里人说,我想先和学生自己来设计桥。”

每天上午,学生农活不忙时,卢安克先不管现不现实,让学生乱发挥想象,后让她们在他的帮助下去画图、做模型、做实验。

可学生觉得这些只是玩,她们的想法和设计不会有用。她们说:“我们希望由上面的人来安排,让我们来做。”卢安克问:“你们的生活,是你们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我不理解,为什么我的学生,希望我只让她们做几亿人都已找到答案的作业题?而不愿意设计自己真正需要的桥?如果我给学生的只是一些结果,他们永远也找不到新的、别人还没找到的东西。我的学生,只有找到自己的、新的思考方式,她们的生活才能改变。”

卢安克改变了他的教学计划,在晚上的普通话课上,再也不让学生讲自己经历过的事,而是让她们讲将来打算做的事情。然后一起慢慢分析,讨论怎样实现。

“这样,普通话课也支持了创造计划的思想。”

为了桥的设计,为了了解建桥需要的力学,他们用纸、泥土、铁等材料,做成各种各样的模型,来做实验并画出了规范、按比例的图,再根据图做出个很细、更好的桥的模型。经过多次把实际立体模型的结构转到了抽象平面的设计图,再把抽象的设计转到实际立体做出来的模型,使学生越来越具体地控制自己的想象力。

有一天,他们练习做房子模型,卢安克问:“这是我们的房子,那邻居的房子该怎么放?”他让学生把整个村的房子,都放在各自的位置,又画出怎么走到各家的路,这成了学生见到的第一张地图。第二天,他又领学生上山,根据看到的情况修改地图。

过了一段时间,卢安克问学生:怎样才能在图上,计划改造队里的环境?学生说最难受的是路。队里实际上没有路,人都在排水沟里走,有太阳时又晒又热,雨天又不能走。卢安克和学生一共设计出3条小路:雨天人也能走上去的路,根据人和水牛不同需要的路,边上需要种树的路。

“我哥哥知道学生的方案后感动了,他马上用2800元人民币鼓励我实现学生的计划。我想,假如先有了钱,很难有我们这样的设计出来。事情往往都是先有想法,后有办法。 ”

接着,他们贴出一份报告:1,卢老师的学生做了一个要改造广拉队的设计方案。根据这个设计要修好队内的主要3条路,还要在队内种一些树;2,卢老师的哥哥为了鼓励我们队实现学生的设计给我们队出410欧元。如果2002年11月前没有完成,就要退这个钱,让他资助其他地方的项目;3,现在我们请广拉队的同志们提出实现学生设计的方案,就是说怎么管理和花410欧元(材料/工资),怎么安排劳动力等;4,如果有人用卢老师的哥哥出的钱搞项目之外的事(比如借给别人、请客等等),卢老师就要停止在广拉队的教育工作。

事情一下就在村里闹开了,队里人看到报告后立刻开会,然后行动起来修自己的小路。卢安克的学生是小路的设计师,在村里感到很荣耀。她们第一次为了设计课紧张起来,忙着参加她们原来说没有用处的学习。

这时,卢安克教数学,学生接受得特别快,很快计算出修小路需要多少袋水泥、多少沙子和每个人要扛多少等等。

“在我们去河边要沙子时,学生问:下午我们不上课吗?她们还不懂,我们的设计项目变成真的了,我们的思考已经转入动手阶段,这些都是我们的课。”

这条宽仅0.6米,长不足300米的小路如期竣工,广拉队家家户户都有人参与了筑路。

卢安克说:“从前他们认为:反正在这个别人看不起的地方长大的人,在社会中是没有什么机会的,生活不可能改变,所以也不再追求什么。对一个没有希望的、已经放弃的人来说,所有的压力都起不了作用,能起作用的只有相反的,就是拉力。”

我又替他总结了一下:“在教育上,你主要是在培养小孩发现自己的才能,要有改变自己生活的梦想?”

“还要发现环境的需要。这是两个方面:一是环境的需要,二是根据环境的需要,你自己能做些什么。”卢安克补充道。

“做到别人不能做或不愿意做的事,我就有了价值”

采访中,不断有医生护士进病房送药、问诊。医生问他以前动没动过手术、输没输过血?他说没有。“你家里或周围人有没有得肝炎的?你在广西那边的农村得肝炎的人多吗?” 卢安克说家人没有,至于村里人,他说:“这个不可能知道,因为他们没钱上医院做检查。 ”平时卢安克是在学生家轮流吃饭。

卢安克现在的开销是由父母给的,每年4800元人民币,其中22%用于复印资料寄给别人,40%用于捐款,38%学生和他个人用。

“别村的小学老师觉得我非常奇怪,有一次见到我,他们在地上写道:不喝酒、不抽烟、不吃肉、不赌博、不恋爱。然后看着这些字问我:你还为了什么生活?我说:别人不干什么,我就想干什么。他们又说:如果没了这5种享受,我一切的生活目的就没有了。我说:如果我没有比这5种享受更有意思的追求,我早就没有兴趣活下去了。他们又问:你会不会签名一辈子不要这些?我说:不,因为我不是给自己定下不要这些,只是我现在对这些没有兴趣。”

我问卢安克:“你认为什么样的生活是有价值的?”

“做到别人不能做或不愿意做的事,我就有了价值。”他答。

“做了这些事后,你自己有什么收获吗?”

“收获蛮多的。发现了很多问题,而且能找到解决的方法。”

“有了结果又会怎样?”我接着问。

“我就写在书上,发表到我的网页上,让别人知道,别人能利用。”每隔10天,卢安克离开屯里两天,去县城的网吧上网,他有自己的网页和邮箱。

他说自己的书,主要是想让老师们看。“综合实践课,这个课的名字起得很好,但老师们都不知道该怎么上,我想帮中国发展教育。”卢安克还说每隔半年,他都往有关的教育部门寄一次他的研究成果,但没人理他。

“没政府官员或专家来找我,找我的人,都是对我个人感兴趣的。”

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曾报道过卢安克,所以找他的记者不少。在东兰县教初中时,校长一听是记者的电话,就会高兴地把卢安克从教室里叫出来接电话。有记者请他到深圳接受采访,全程免费。“可我说,我怎么能逃课?一个只因为有上电视机会而逃课的老师,是爱学生不够。”

他对许多报道不满意。“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在农村生活的外国人,这有什么用?从没有媒体想报道我教育研究的东西。”

卢安克每次来北京都是坐火车硬座,上次是从广西一路站到北京的。在北京,他跟民工一起吃街头盒饭,租最便宜的农民房住。两周前,他感觉身体特别疲劳,很不舒服,不爱吃饭,才到医院做检查,结果医生让他马上住院。

我问卢安克:你为啥不跟一些国际组织或政府部门合作,这样不就解决经济问题了?

“我不需要很多钱,我研究的那个东西,有钱也没有用。也可以说是精神的研究,用物质帮不上。”

他又说:“如果我有钱,或我有权利来安排钱,会有越来越多人找我,我就没法安静做我的研究;他们和我接触时,为了得到好处,也可能变得不老实,我就无法研究他们需要什么教育了。”

曾有人想让卢安克当“青年志愿者”,希望他成为广西第一个外国志愿者,还打算让他参与大量公开的宣传活动。

“要我参加各种各样有吸引力、注意力的活动,我一听,心里就不舒服。我要做真正的工作并需要安静。我更不想参加那种好看的、没有什么帮助的活动,还说要经常到大饭店里的活动中心去,我在那里除了浪费国家的钱以外还能做什么?我还听说很多学校付不起志愿者的保险费,还听说共青团发工资给我。我怎能当这样的志愿者?”

现在,林广屯的人习惯了有卢安克的生活。

“刚开始常常影响我上课的人,现在天天来关心学生有没有上课,因为他们觉得,没有我们的活动,好像村里少了什么似的。小孩不愿意跟父母说的话,爱跟我说。这次来北京,那个说我这样教没有用的老人,也哭了。”每次离开屯里,学生都会哭,他们觉得,卢安克走到外边,就再也不会回他们那个穷地方了。

我问卢安克怎么打算?他说现在只能先待在医院治病,然后再回林广屯。

“我想以后不教普通话,不教项目外的东西,而是全部做项目,在活动的过程中教她们。项目是根据学生的才能,根据环境的需要来定,我还想在坡拉乡,再多几个村子来做。”

卢安克还告诉我,一旦他和学生找到了要做的项目,他的双胞胎哥哥卢安思也会来。

“他参加了绿色和平组织,负责攀登和拍摄,要爬到大厦、核电站、美国军舰上搞,拍摄的东西是直播的,他常常被人家抓。”

我问他,你哥哥来了能做些什么呢?“他除了不能讲中文外,其他的都可以做,他会待上半年。”

3月4日,卢安克告诉我:书稿改完了,身体完全康复了,马上就动身回林广屯。

卢安克,一个德国人,以一人之力,在做中国教育最需要但没有人做的事!

看到 小标题 五 的时候,我心里暗说 “这是个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