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过世那天,只有收音机陪伴着她

文/ 邓雄才


老人失去劳动能力后,像被榨干的甘蔗一样,成了子女眼中的负担。奶奶为了不给儿女添麻烦,终日孤独,只与一台黑色收音机相伴。而当她去世后,这台收音机也随即坏掉,找不到去向了。


每次回到村里,我总是要回到老屋那片看看。那些老屋早就没人居住了,大多屋顶坍塌、墙壁倾頹、门户朽坏,堂屋里长着簇簇的蒿草。走在这些清冷而孤寂的街巷里,耳边似乎依稀响起老人的咳嗽声。

当我站定在自家老屋的门槛外,透过朽烂的木门缝隙往里张望时,恍然间,似乎一个穿着黑色连襟衣的矮小老太太拄着杖颤巍巍地走出来。我清楚记得,以前我寄宿在学校回到村里,总要先跑到老屋,站在门槛外一声大喊,“婆婆,我回来了。”像老母鸡缩在窝里一样的老人便欢喜地迎出来,脸上密布的皱纹舒展开来。

奶奶生养了三男一女,大伯在爷爷饿死之前已经成家分出去单过了,行二的姑妈嫁到七八里外的山砀村。二伯则一直未成家,在三十里外的江边镇水泥厂上班。父亲领着我们全家搬出去之后,老屋只剩奶奶一个。

先前大伯和父亲也商议过,兄弟两个轮流供养老娘,每个月在一家吃十五天。奶奶心里不情愿,觉得要看儿媳妇的脸色,难免生出嫌隙来;二来她喜欢自己一个自在,想吃点什么做什么。

二伯回来时总会给奶奶一些零用钱。赶集日子可以去称一斤半斤的肉。奶奶有一小块菜地,自己挑着尿桶,用缠了的小脚一步一步慢慢地挑过去浇菜。至于柴火,在伯父家和我们家各拿点,二伯父回来时,也会到山上帮着打几担。隔壁的几家也住着几个老人,儿子们也都盖房子搬出去了。天热的时候,白天、晚上的空闲时间,几个老人便拖了竹椅凑在巷子里聊聊天。

上村这些热闹的去处她们一向是不去的。一年冬天,斜对角的孤寡老人晚上用火笼暖被之时,踢翻了火笼,把被子点着了。这些老屋通常是两家共用一面墙,屋檐连着屋檐。火势很快蔓延开来,烈焰飞腾,全村的成人都跑来救火。那间房子烧成一片废墟,那老人也被烧焦了。奶奶的屋檐被烧漏了一大块。她受惊不小,可是仍旧坚持独自居住。

我辍学在家时,因为父亲管束得紧,而我往往偷懒,吃饭时没胆量回家,老屋就成了我的避风港。我适时地过去觅食,奶奶总要把饭菜分出一半来给我。后来,隔壁的几个老人逐渐过世了,只剩奶奶孤零零一个。二伯便给奶奶买了一个半导体黑匣子收音机。老人满心欢喜,抱在怀里,爱不释手。

有时,我闯进老屋,看见收音机放在桌子上,开着声音,老人靠在竹椅上闭着眼睛。我近前去连喊了几声,她才慢慢睁开眼睛看着我,原来早已睡着了。现在想来,那时她耳朵不太好使了,又没有念过书,官话 (普通话)也听不大懂。收音机于她,大约是耳边有一片热闹。

我们几个孙男孙女在拨秧之时,从她那里把收音机借来,放在田埂上打开。用一撮草盖了,使得枯燥农活多一份生动,时间容易熬过去。有些夏夜干活,我们也借出来。老人不像白天什么也不说,一再强调夜里要还回去。她接过去时,总要用干净的抹布把它擦得锃亮。

相对村里的其他单身老人,奶奶心里还算满足的。有的八十岁还挣扎着上山打柴,有的则被媳妇当面骂老不死。她和两个媳妇没怎么拌过嘴,没有柴米缺乏的忧虑;二伯不时地给些零用钱,想吃点什么可以买些什么;姑妈离得也近,隔一段便来探望。娘家的老姐妹来看望,劝她年纪大了,干不动了,不如在两个儿子家里轮流吃。老人不愿意,总说一个人自在。

冬天寒风萧瑟的时候,从天井和破窗户呼呼灌进北风来。老人坐在灶边的小凳子上,身上穿着厚厚的棉袄,身下是一个火笼,脚上围着一件厚毯,双手插在里面,窝成一团。每年一下大雨,把堂屋打得湿滑,她便颤颤巍巍地在地上一步一挪。

有一年,她爬楼梯不慎滑下来,跌断了脚。父亲叫跌打医生来接骨,用板子夹好,走不动道了,终于由着两家轮流照顾。养了四五十日,能下地了,她拄了杖,又重新一个人过了。陪伴她的只有那台收音机。

初三的下半学期,一日,村里赶集的人给我带口信,说奶奶快咽气了,让我赶回去看一眼。我赶到老屋,奶奶的床前围满了人,儿孙都来跟前送终。我到跟前时,老人已经过世了,静静地躺在被褥里,黑色的收音机醒目地放在床边的梳妆台上。

这台收音机作为遗产分到我家,用了一年便坏掉了,不知是卖给收破烂的还是丢掉了。我想应该把它放到奶奶的棺材里才更为妥当。

我时常想,村里的老人失去劳动能力之后,就像榨干了的甘蔗一样,成了多余的渣滓和垃圾,成了子女眼中的负担。孝道文化在这里成了赤裸裸的实用主义。

我曾从一些老人的只言片语中得知,在他们小时,年长辈高的人普遍受人尊重。我想那时候村里的生活大约跟费孝通在 《乡土中国》描述的相差不多。我清楚地记得,儿时村里的祠堂,四面墙仍未倒塌,青砖建起来的徽派建筑极为气派。而村里的老屋大多是土坯房。这大约是祖族礼法遗存的证据。祠堂照理比土坯更坚固,何以只有些四面残墙?也许是各种运动碾过的痕迹。

如今,下村这片老屋更显荒僻了。穿过这些冷冷清清的街巷,在阴暗潮湿的屋子的一角,似乎还窝着一个孤孤单单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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