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已默默地拯救了自己


(Zougo) #1

作者杨一川,刑警。想将自己身边经历的暴戾、无奈和剧痛都付诸笔端;不想被人认为徒有颜值。


“那是我姐!”我睁大眼睛狠狠瞪着他,目光如炬,向他咆哮,已全然忘记了在我背后的同僚。审讯工作十分顺利,我却陷入了自卑和尴尬,好像周围的一切都在睨视着我,诚惶诚恐。

2015年7月,夏日炎炎,地面被晒得发烫,出完一个警回到车上,在空调的作用下才发现,后背上凉嗖嗖的那一大块警服已被汗水完全浸湿。正打算粗鄙地抱怨下盆地的湿热气候,这时我接到了同事的电话:“你在哪里?”

“出警。”

“哦,这儿抓了两个贼娃子,你来看一下。”

挂断电话,我火急火燎地就往派出所赶。抵达派出所后,停下车,又一路小跑上了留置室。

刚用手推开留置室的玻璃大门,一高一矮的两个男人就出现在眼前,他们戴着手铐,垂着脑袋站在墙的一角。

我一眼就认出了这两个人,他们是我们单位的“熟客”,都是“瘾君子”,不久前因吸毒被处理过。

他们两个也把我认出来了,嬉皮笑脸望着我,然后一本正经地接连讲出几个“抱歉”。

我气不打从一出来,高声厉色地问道:“你们两个偷了啥子?”

两个人立即收起笑脸。其中一个矮个子伸出他戴着手铐的双手,指了指一旁的几袋调味鸡精,十分羞愧地向我递了一个眼神,又倏然垂下目光。

我斜视了一眼堆在墙角的调味鸡精,默数了一下,3袋,顿时觉得可气又可笑,嘲讽道:“你们偷鸡精做啥子?做饭啊?”

一阵沉默后,矮个子抓了抓鼻子,害羞地回答我:“我们毒瘾犯了,想偷点东西来换钱买药(毒品的意思)。”

他的回答使我赫然一惊,我不曾料到面对我的嘲讽,他会向我和盘托出此番令人嗤笑的作案动机。他们以盗养毒的行为,让我联想到被我当作是至亲的大姐,她和他们俩如此相似,毒品、盗窃,都是贴在她身上的标签,难以磨灭。

我痛苦地抬手按住额头,紧闭双眼,面孔扭曲。

大姐是我一个远亲的女儿,大我4岁,住在离我老家不远的地方。由于住得近,因此常走动,就特别亲。至于这个远亲关系有多远,我也不清楚,但是不晓得为什么,我们两个样貌长得很像,总会被人误认为是亲姐弟。

农村有串门的习惯。在我小时候,大姐的奶奶总喜欢带着大姐来找外婆话家常。老年人聊的东西,我们小朋友不爱听,所以大姐就经常趁她们不注意的时候,带着我溜到田间、地里去玩泥巴、捉螃蟹,每每遇到农忙完的大人们,总会有人逗我们说:“你看,老大又带着老二来捣乱了。”

我和大姐也从未反驳,因为在我们心里,或许早已心照不宣地认定我们就是至亲。

2002年仲夏,我小学毕业,举家搬进了城里。距离隔得远了,和大姐的联络也少了起来,我很想询问大姐的近况,但当时通讯尚不发达,只能从父母和奶奶的口中获悉一点有关大姐的消息。

据奶奶说,我们刚搬走没多久,表叔(大姐的父亲)因犯罪被抓去坐牢了,现在家里只剩下大姐和婶儿(大姐的母亲)相依为命,日子好像过得没那么幸福了。不过,尽管家里出了这么大的变故,婶儿还是费尽力气把大姐送到城里来念高中,思忖一下,估摸着是不想大姐再重蹈她父亲的覆辙。

2002年国庆节刚过,母亲接到婶儿的电话。婶儿在电话那头十分难为情地请求母亲收留大姐一段时间,具体原因也相当含糊不清,只说是大姐调皮,学校不让住了。

母亲疼大姐,想到她小小年纪就缺失父爱,青春期调皮也情有可原,于是就不假思索地答应了。

我们家就住在大姐学校附近,是一栋两层楼的小别墅,大姐住在1楼,我和父母住在2楼。

大姐刚搬进我家那会儿,我十分激动,久别重逢的兴奋感涌上心头,带着大姐围着屋子各种参观,和大姐天南地北地聊了整整一下午,仍意犹未尽。

最开始住在我家的那几个月,大姐非常乖巧,按时上学放学,周末还会帮母亲干点家务,甚是讨人喜欢。可是日子越往后走,大姐回家的时间越晚,也没人知道她到底在外面干些什么,甚至有时候夜里根本不回家,第二天一大早才回来,一睡就是一整天。

我读初二那一年,一天晚自习下课回家,简单刨了两口稀饭就马上到书房复习功课,准备期末考试。母亲黑着脸把书房的门隙开一个缝,探半个脑袋进来恶狠狠地对我说:“你爸要问你一点事,过来。”

我当时心里一震,有种大难临头的感觉,但是心里也一直犯嘀咕,我到底又犯什么事儿了,需要父亲亲自“审讯”我。

我忐忑地跟在母亲背后,亦步亦趋走进父母的寝室。

父亲躺在床上看报纸,都没有正眼看我一下,母亲先发话了:“我放在洗手间的钱是不是你拿的?”

我立即否认:“什么钱?我没拿过。”

母亲看我态度坚决,又没什么确凿证据,就瞪着我,没说话。这时候父亲发话了,“好吧,你去看书吧。”

我十分迷惑地出了门,实在是想搞清楚缘由,就偷偷趴在门上,耳朵贴着门听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我给你说了,咋可能是他拿的吧,你放在卫生巾的袋子里面,只有你侄女才会去翻嘛,哪个男娃娃没得事去翻你卫生巾吧。”

“会不会是遭贼了?”

“那你放在桌子上的戒指咋没被偷?”

一阵无言后,我听见母亲的一连串叹息。

第二天,母亲就打电话给婶儿,让婶儿把大姐接回家去住了。

大姐回家后,母亲也时常带着我回老家去看大姐,但每次去,大姐总是不在家,每每提到大姐,婶儿也总是一阵叹息。每到这时候,母亲就把我支开到一边去,由她独自和婶儿谈论起来;而回家时,母亲总是一言不发地开车,手握方向盘,像是走神一样。万幸的是,每次我们都是活着回家的。

自此以后,我就很少再见到大姐了,连听到她的消息都十分难得,更加诛心的是,传到我耳朵里的关于大姐的消息几乎都是坏消息,尽是“大姐早恋了”、“大姐又和谁打架了”、“大姐和一些社会上的小流氓走得太近了”之类。

2008年,我去外地读大学,刚入学没几周就碰上国庆节,放假7天。第一次独自一人跋山涉水跑到另外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学习和生活,思乡成疾,刚刚放假就迫不及待地冲去车站,买了第一班回家的车票。

由于出发前一天兴奋得睡不着,所以刚上车就睡虫来袭,不出一会儿就不自觉地靠着窗户打起了瞌睡。

手机的震动把我从睡梦中唤醒,我迷迷糊糊接起电话,电话那头是父亲低沉的声音,“你读书多,我问你个事?”

“嗯,说吧。”

“偷别人2000元钱,被发现后把钱退了,要判几年?”

我是读工科的,这明显是关于文科生的法律问题,我怎么会知道。

父亲不会莫名其妙就问我这些问题的,我预感到家里肯定有人出事儿了,于是告诉父亲我问一下学法律的同学后再给他回电话。

我惴惴不安地接连拨通好几个学法律同学的电话,整合各方结论后给父亲回拨过去。接电话的是母亲,她哭哭啼啼,从电话这头都能感觉到她的怅然若失。

“儿子,这个到底要判几年哦?”

“我学法律的同学说了,积极退赃,金额也不大,有可能被法院认定成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

母亲一下子打起了精神,声音提高了分贝。

“那就是说你姐可能就不得坐牢吧?”

听到是我姐,我的脑子突然毫无征兆地陷入空白,耳朵再也听不到外面的嘈杂声,周围陷入一阵静默。

后来大姐积极退赃,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再后来人民检察院真的认定了大姐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不认为是犯罪,遂没有提起公诉。大姐成了“无罪之人”,然而她却对自己行窃的原由只字不提,任凭所有人威逼利诱,也绝不松口。

后来,在派出所上班的小姨父主动找到父亲,让父亲多“注意”大姐,还告诉父亲,大姐在被讯问期间向办案民警交代过她吸食过毒品的事实。

小姨夫的话朝我们全家所有人当头压下,几乎碾碎了我们所有人的心,大姐盗窃的动机似乎也寻见了合理的答案,过去母亲现金被偷的事情也好像不再扑所迷离。

然而过去的事已然过去,不必深究,只是回想原来拘谨但不失可爱的大姐,此时的她无不让所有人痛心疾首。我心中感到一阵沉甸甸的失望。

2013年的夏天,大姐结婚,6个月后,她在妇幼保健院产下一个女婴,小名叫“童童”。

起初家里人还十分担心童童会因为大姐吸毒的原因有什么病症,万幸,童童生的健康,据说像极了大姐小时候的模样。

2015年2月,大姐和姐夫去了江苏打工,把童童留在家里让她爷爷奶奶抚养,这样一来童童就彻底成了留守儿童。我们所有人都打长途电话到江苏,指责大姐如何狠心,而她却始终未做过多解释。

2015年11月。

于小伟坐在审讯椅上,手被拷在椅子上面的桌盘上,目光略闪躲地瞄我。

审讯室烟雾缭绕,烟灰缸里插满了各种牌子的烟头,看样子已经来过几批同僚来围观这位大名鼎鼎的“超哥”(混社会的人)了。

“你把你老乡抓了,你还不来招呼哈他嗦?”同僚用夹着烟的手指指着于小伟对我说。

我刻意缓慢地从审讯室门口踱步靠近于小伟。在确认于小伟系吸毒人员及有犯罪前科后,我开始和他拉起家常。

“你是我同乡嗦?”我略带挑衅。

“我户口上到我大伯那里的,所以身份证上地址是我大伯的家,但我实际上住在X市X镇X村的。”

“哦,真是同乡,只是村子不一样,那你认识李文丽不?”

“认识,那个女的是我小学同学,也在吃药(吸毒的意思),吃了好多年了。你们要抓她不,我给你们说她在哪里,算是立功不?”于小伟立马打起精神,亢奋地回答我。这是整个审讯过程中于小伟与我唯一的一次眼神交流,他的眼神里充满了希望,像是看见了未来。

“那是我姐!”我睁大眼睛狠狠瞪着他,目光如炬,向他咆哮,已全然忘记了在我背后的同僚。

“别激动,来坐下慢慢问。”同僚感觉到气氛不对,立即从凳子上窜起来把我往座位上拉。

接下来的审讯工作十分顺利,于小伟对他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是我根本没有一点胜利的喜悦和释然,反而陷入了一阵自卑和尴尬中,好像周围的一切都在睨视着我,诚惶诚恐。

今年春节,我和父母回老家祭祀先人。在回家的路上,我收到一条短信:“川娃儿,我看了电视才晓得你当警察了,好好干。”

看短信的口气,我猜应该是一位长辈,只是我当时在开车,见号码归属地是江苏,寻思了半天也没记起来是否有江苏的亲戚,于是便放下手机,之后竟忘却去理会。

祭祀完,我走回外婆的住处,去给外婆拜年。在外婆家,我碰见了众多来给外婆拜年的亲戚们,婶儿也在那里,大家像过去一样,每个人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围在一起话家常。

亲戚之间总是非常热心,巴不得将别家的事儿当作自家的事儿来办,于是大家和婶儿的聊天话题怎么着都避不开大姐。

不过这一次提到大姐,婶儿竟一改过去的愠怒面色,欣慰地告诉大伙“她们两口子现在每个月都在给家里汇钱,还长胖好多哦,肯定没吃那个东西了。”

婶儿坐在小板凳上,四周围坐着亲戚,她像在演说,音调抑扬顿挫,手还随着故事的情节和语调扬起、落下,小板凳被她扭得吱吱呀呀的,像在配合她愉悦的心情。

大伙儿一阵热闹,看得出是替婶儿松了一口长气。

正当我深陷思绪中,灵敏的鼻子嗅到身后飘来的一股清香,我猛一回头,一张熟悉的面孔出现在我眼前。

“川娃儿。”大姐凝视着我,漾出一朵微笑。

如同过去一样,大姐亲昵地唤出我的名字,只是年华细碎如流沙,一晃已经数年没见,我没想到会在外婆家碰到她,一时无言,楞在那里,只能从喉头发出几个简单的音符,算作回应。

大姐和亲戚们逐个问好。亲戚们围着大姐,乐呵呵聊了很久,言语中蕴含着关切。

待到亲戚们无所可言,大姐又像小时候那样,递给我一个眼神,我俩便先后逃出了亲戚们的视线,漫步到离外婆家约500米的小池塘边。

我记得那是一个流霞千里的黄昏,我俩并排坐在石头板凳上,大姐斜坐着,我跷着二郎腿。我俩聊了很久,话题之宽泛,无所不及。

聊到最后,我终于没忍住,还是问出了最诛心的话:

“姐,你还在吃那东西没有?”

“为了娃娃,去江苏戒的那东西,现在已经彻底断了。”

大姐边说边打开钱包,里面有一张童童的照片,大姐用拇指温柔地反复搓揉着。

我一时语塞,憋了好久才尴尬地问道:“姐,你在外面想家吗?”

大姐背过脸去,良久,艰难地从嘴里挤出一个字“想”,语气里蕴含着难以形容的哀怨。

我起身,俯视着大姐被霞光映射的侧脸,此时的她已泪眼婆娑。

(以上人名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