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潮:艺考集中营


(亚门) #1

作者吴无镇,服装设计专业学生
亚历山大·麦昆 (Alexander McQueen)是自己设计师之路上的指引明灯


元旦舞会上人人都要着奇装异服,在最大的那一间教室于五光十色的彩灯下放歌欢跳直到天亮,就像壮士出征讨伐前的最后一次歌舞狂欢——此夜过后,即是战场。

我在初三那年因为一部叫《天桥骄子》的美剧而迷上服装设计。在父母的支持下,我从高一开始正统地学习美术。

高一到高二的这两年,我师从湖南一位德高望重的画家,在他开的小画室进修。若是真心热衷美术这一行,高中才开始学是略迟了。好在那位老师在教学上很有一套,加之画室的学习环境良好,我这个当初连线都画不直的门外汉技术突飞猛进,到了高二结束的那个暑假时居然已画得不赖,甚至比部分同龄人的水平还要好一些。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正式踏入了集训之路。

集训,是所有艺考生考前冲刺的必经之路:在艺考前几个星期甚至半年的时间里,考生在专业学校进行集中培训。其持续时间视专业而定,而美术生的集训,恰是所有艺考类集训中时间最长的。

我记得那是2013年的四五月,身边一起学美术的同学开始寻找集训画室,他们大都选择了长沙河西一片集中的画室聚集带。而我也心有所属,和当时最要好的几个同学约定要去市中心的某家画室集训。

到了六月,身边几乎所有人都已交付学费、开始准备集训行李,而爸妈对我的选择还未作最终表态。

我有点慌张,怕不能和要好的同学一起集训,更怕爸妈临时反悔不再让我学美术——集训直接占用整个高三一轮复习的时间,且要花掉大量金钱,这都让集训几乎等同于一场豪赌,风险巨大。如果这时候他们让我放弃艺考,我完全能理解,甚至无力反对。

一直等到七月,我才知道我妈多方打听,最终决定要把我送去北京一家全封闭式画室进行集训。

得到这个消息后我的第一反应是拒绝的,我不愿意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城市,更不愿意失信于自己的好友。当然我也心生疑惑,不知道我妈从哪里得来的这条路子,临时起意要一脚把我踢到北京。心里把家人和自己假想的那位推荐我妈送我去北京的仁兄斜眼唾骂了10000遍后,最终只得来家里的一句——

“要么去北京学,要么别学了回来念文化,你自己选。”

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想起铅笔在素描纸上发出的沙沙声,想起颜料的味道,想起立方体和石膏像,甚至想起那些精致前卫的时装和它们的设计师——我知道我有多么热爱这一切。

我决定要去北京。

转眼到了八月。那是我第一次长久地离开长沙和家,我和我妈在火车站拥抱告别,她的眼泪流到了我的脖子上。火车一路向北,十几个小时后我和我爸从北京站出来,跟着汹涌的人潮一起,涌进这个巨大的城市。

那是我第一次和我爸去北京,于是,不能免俗的,在去画室报道前的那个上午,我和他跑到天安门溜达了一圈,拍了一张快照,二十块钱。

画室在京郊平谷,位置偏远但听说条件不错,是一个养老院改造的。

我们在东直门上车,918路,一个半小时后在一个叫做云峰寺的小站下车。

画室很好找,离车站不远,就临着公路,是一处金黄色的院落。

那天晚上我爸带我去平谷县城熟悉周边环境。画室离平谷不远,三四站便达县中心。我们在一家羊蝎子店吃的晚饭,却并没有吃羊肉。点了一盘糖醋里脊、一盘京酱肉丝,分量奇多,两个大老爷们愣是没吃完,我便打了包,带回寝室吃。

回去的时候没有公车了,我便和我爸一边步行一边等出租车。八月的京郊夜晚寒气深重,周边是大片黑暗的农田,天上繁星点点,路灯很远才有一盏。

我知道我很快就要一个人了,对即将面临的分别感到局促不安。

我爸突然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力量沉稳而温暖。

“接下来就要看你的造化了”,他说。

我不知道该回答什么,只是用力点了点头。

我爸在家长休息室住了两个晚上。他走的时候我正在上课,我看到窗前有个人影,他朝我挥挥手,又指了指作范画的老师,示意我继续听课,然后就消失在了窗边。

画室采用六休一制,每周一放假,登记后可随意外出。

每天的作息严谨且规律,七点半起床洗漱早餐,上午的课是八点半到十一点半,然后是午餐和午休;下午的课是两点到五点,晚餐后六点半开始晚课,一直持续到九点。十点半宿舍锁门,十一点熄灯。

白天的课程按照教学阶段不断推进,以三到四周为一个周期,晚上则是贯穿整个集训生涯的统一的速写课。

我去的时候画室正进行头像课程。主课老师着花衫短裤金链,每逢课后讲评都会听到他聒噪且凶狠的教导声,说到急处甚至会撕画摔笔踹人,几乎每一个人都对他避之不及——他仿佛一个街头恶霸。

起初不在他带的那一组,我庆幸逃出了他的五指山,可这种幸福感只维持了一个上午——当天下午我就被告知还得移去他那一组上课。这时才我意识到,这位“街头恶霸”所带的教室里,所有的小组都按等级排序。

我不喜欢换来换去,但并没有什么办法。两天后就是头像周考,在那之后又会根据排名重新分组。我必须得赶在周考之前把素描头像的水平升上去,才不至于在考试后又被乾坤大挪移。

我曾以为这一次的组别轮换就已经是集训生活给我的下马威了,但我显然错了,两天后的周考才是。

考试内容是老年男性头像写生,很好表现的对象。我按部就班地一步步刻画,自信满满地交卷。

晚上全画室集合讲课,从第一名往后,挨个点评。

第一名95分,我89分,排第五。我松了一口气,以为可以得到“街头恶霸”的肯定,满心欢喜——怪我太天真,随之而来点名道姓的讥讽和责骂把我牢牢钉在座位上,不能动弹。

他指责的不过是我专业技术和画面呈现的缺陷,于情于理。可置身于巨大昏暗的空间和无数陌生的面孔中、讲台上传来的每一句话、叫的每一次名字,都像一记难以承受的重击,几乎把我击得粉碎。我想到了纳粹集中营。

浑身上下都有种几乎要被羞耻与愤怒烤熟的滚烫感。我用力咬着嘴唇,浑身颤抖,眼泪开始往下流。

那是我的艺考集训里,唯一一次因为被骂而掉下眼泪。我开始懂得了这里的生存法则。

九月和十月是连续的长期写生。从十一月开始,集训进入备考期。

至此,画室的气压骤降,所有人都笼罩在即将到来的一系列重大考试的阴影中。从十一月开始,之前所有的分组和班级都被打散,而是按照不同的省会和地方重新分配,分别进行针对性训练,以应对十二月底的全国美术联考。

这里的湖南人不多不少,二三十个,占据了其中一间小教室的一半位置;另一半则分给了湖北的同学。隔壁是一间大教室,满满的全是广东人——广东是艺考大省,因而在画室里也占了最多的人数。

遗落许久的乡音又被重新拾起,一个地方的人聚在一起,一群一群,仿佛穿越回了上古部落。

集训的历程进入十二月,随之而来的就是真正严酷的寒冬。寒冬不仅仅是气候上的,更是人体负荷和情绪上的。

联考倒计时的第五十天,画室开启了“加课”制度。

教室的开放时间延长到凌晨两点,我们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要在十一点到凌晨两点这段时间里进行加课。而这段时间宿舍是上锁的——意即你要么选择在十点半之前进入宿舍就寝,要么你选择加课,这样一来就必须得学习到深夜两点才能进入寝室。

事实上,在开始的一周里,我完全没有考虑过要加课。说白了就是懒,因为当集训进行到这个阶段时,身体已经进入了一种极度不适的状态: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浑身疲乏、头脑麻木,可不久而至的考试又让身体时刻保持着亢奋——与其说亢奋,不如说是一种慌张与惶恐。

叫我彻底摆脱这种状态的,是一个来自我妈的电话。

其实只是一个照例的问候电话,我也像往常一样问起家里的老人还好不好。可那天不知怎么回事,她只一再强调外公很好,却只字不提外婆。外婆因为脑溢血已经中风半瘫六年,是全家重点看护对象。

我隐约感觉到有些不对劲,从床上坐起追问外婆的情况。电话那头突然没声了,我依稀听到一些啜泣声,便知道事情已经八九不离十。

我说我想回去见外婆最后一面,话刚说完,电话那头的哭声更大了。我这才知道,早在我刚来北京不久,外婆就走了。

是外公做了主,不要告诉聪坨,不要影响聪坨集训。全家就这么把事情瞒了下来,同时也把我见外婆最后一面的机会生生夺走了。

我已经分不清当下是悲痛还是怨怼,只知道那一刻并未流泪,身体仿佛变成了一个充满气体的气罐,无数繁杂的情绪形成的巨大压力挤压在体内。

身处那个情景的我,决定开始加课,痴心妄想用画画和疲惫塞满自己。

凌晨两点下课,我回到寝室,身体无比劳累但头脑异常清醒。舍友都已入睡,我拿了毛巾准备洗澡。

零下五摄氏度的夜里,我打开龙头,冰冷的水从喷头洒出,像针一样扎进我的皮肤里。我孤身站在黑暗冰冷的空间里,肆意回忆起我的外婆,终于放声大哭。

这个澡并未带来一场大病,相反,它像是一个休止阀,将我那些饱满混乱到无法溢出的情绪暂时控制了起来。

与此同时,我拾起从未有过的动力,全身心投入联考的备战中。

联考前夕是最黑暗的日子,我提前回了长沙,在一本地的画室备考。

考试那天艳阳高照,但考场里依旧寒冷,我在秋衣外贴了三个暖宝宝,依旧浑身冰凉。考试发挥一切正常,隔天我又坐回北上的列车。

联考过后是更加重要的校考,至此画室第二次重组。与上次按省份划分不同的是,这次按照几个重点学校划分,每个区域有专门的教师组教授该学校的考试内容,并针对这些内容进行反复训练和模拟考试。

联考后的画室充满着一种暧昧的肃杀气,一如那个季节的北京。周遭的一切寒冷而坚硬,像被裹在一层类似冰霜的介质里,隔离,不近人情。

画室惯例,联考后的元旦前夕会举办一场跨年舞会。舞会上人人都要着奇装异服,在最大的那一间教室于五光十色的彩灯下放歌欢跳直到天亮,就像壮士出征讨伐前的最后一次歌舞狂欢——此夜过后,即是战场。

跨年舞会前一天,我与舍友千辛万苦跑到望京买到了人体彩绘颜料,舞会当晚我给自己画了个大白脸,又在大白脸上加了一个横亘整个面部的十字架,血红色的,像是某类宗教狂热分子。

舞会场地的布置出乎意料的完备,饮品、音乐、装饰一应俱全,最叫人咋舌的是教室中央凭空悬下一个硕大的Disco球,斑驳的彩色光点来回扫射在每一张怪异的脸上,如魑魅魍魉倾巢夜行。

舞会氛围在时间逼近零点时逐渐发酵,在十二点跨年倒计时的那一刻达到高潮,大家大都卸去了难受的妆容和服装,灯光下尽是年轻新鲜的身体和面孔,他们摇摆,呐喊,跳起又落下。

不知道是谁拿出一瓶小小的威士忌,这瓶酒在人群中传过,直至一滴不剩。所有的人都带着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气力躁动和叫嚣着。

方圆几里地只有这么一座院落,黑暗的农田包围着这座喧嚣而明亮的集中营,我们好像被整个世界遗弃,又好像处于整个世界的中心。

元旦过后不久,各类校考开始接受报名。与此同时,联考成绩也开始逐省公布。

我曾以为早已打乱重组的“上古部落”又一次死灰复燃——正如平时的周考月考一般,联考成绩也需要按地区排名。这仿佛一次骤鸣的警钟,刺厉地将从元旦狂欢中尚未清醒的人类唤醒。

300分满分的考试我最终得了250分,这意味着仅仅跃过了当年的一本线20分,优异但不拔尖。

联考的分数意义不大,对于真正将目标着眼于校考的绝大部分考生而言,这不过是一条退路而已。

我已记不清那一年我报考了多少学校,只清晰地记得第一场校考的情景。

那天考的是西安美院,我们凌晨五点从画室出发,在送考车上昏昏欲睡。一月凌晨的北京冷得叫人抓狂,我睡不着,只能看向窗外。车子行在各式各样的路上,天色渐渐变亮,整个北京在我眼前缓缓地苏醒,笼罩在黄绿色的明亮光环里。行人在那样的色度中变得模糊,像是一张长曝光的照片,被拉长成一道稀疏但锐利的影子。

到达考场,我们陆续下车,四散开。我在立交桥下买了一个煎饼果子当早餐,就着灰尘吃下,浑身暖和。视野所及的范围充满了我的同类——穿着沾颜料的衣裤,面容稚嫩却又坚毅,背着巨大的与体型不符的画材包,或形单影只或成群结队地走向考场,走向心中的耶路撒冷。

考试一场一场地过,归家的时间被提上日程。

我开始有条不紊地将这几个月来累积的教材书本打包、封箱、快递回家,又将一些带不走的画材分给室友。我与要好的同学和老师们一一告别,于一个温暖的冬日,清爽地坐上进城的公车。

我最终拿到了三所学校的通行证,并在高考超常发挥的情况下,进入了一所不错的一本综合类大学。唯一的遗憾,是我终究没有去成我想去的清华美院。

最近两年来我常常回忆起在北京的那些日子,也常常怀疑曾被我调侃是“人生中最黑暗的五个月”的那段时光,真的有那么黑暗么。

可是去年年初,我得到一个消息……

当时在北京集训时我住的四人间,除我外,还有两个山西人,一个东北人。我与那个东北男生关系要好,他叫阿天,住我上铺。

我到现在都记得,我回家那天,想给他来个深情拥抱,却被他反身一躲,还给了我屁股一脚。那小子满脸坏笑,却又认真地冲我点点头,表达告别。我当时想着,等高考结束我非得去找他把这一脚还回来才是,便假装生气,头也不回地走了。

回到长沙后,我迅速地投入到高考前紧张繁杂的最后复习中,不知不觉与阿天断了联系。依稀听说他那一年高考失利,第二年又回去复读了。

他对自己要求极高,复读的决定在我意料之中。可我怎么也不会料到,他会在第二年的联考后,因为压力过大而最终走向崩溃,于某夜从北京的某处高楼上跳下。

没能和他好好告别,我也终究失去了把那一脚还给他的机会。